（1）史学成果具有具体形象性。形象性是美的最基本的特性。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为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风流人物，也有不少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跳梁小丑。从拿破仑到希特勒，从徐霞客到居里夫人，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这些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人物本身就是极富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形象；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历史事件就更富戏剧性了。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们四处合纵连横，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掀起“文艺复兴”，中国共产党举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美国罗斯福总统力挽狂澜推行“新政……”史学成果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现象和庄严博大、惊心动魄的社会生活形象，具有很强的美感。
    （2）史学成果具有感染愉悦性。 只有具备感染力并能愉悦人们情感的形象才能成为审美对象，史学成果的感染愉悦性是作者的审美认识和审美情感渗透到其中的结果。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4〕史学工作者必然要带着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历史事实进行认识和评价，并在其中融入自己喜怒好恶的情感和追求。首先，对历史事实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认识主体对历史的积极参与的过程，例如在《史记》所刻划的人物形象中就充分体现了司马迁情感的郁结：记述伍子胥、勾践忍辱发奋，反映了他受辱不失志的心迹；屡屡赞叹鲍叔、管仲肝胆相照，反映了他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其次，对历史的评价更集中地凝结了作者的审美旨趣和倾向。他们按即定的价值取向，把历史现象同自己心中“本该是如此”的完美范式进行对照，从而做出善恶美丑的判断。李大钊曾谈到：“从感情方面，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愤然而出，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地感奋兴起。”〔5〕
    （3）史学成果具有客观社会性。 美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史学属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社会存在最直接的反映。它的客观社会性首先体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史学都要打上该时代、该地区鲜明的烙印，象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基督教教义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因而史学家在进行历史认识活动时都遵奉神学的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理性、人文主义、天赋人权等等新观念被广泛接受，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把历史认识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宗教延伸到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注重用“理性、天赋人权”等价值取向来评判历史。史学的客观社会性还体现在它具有社会功利性上。政治家要借鉴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为施行政策的参考，经济学家要从历史的启示中寻求经济改革的突破；人民群众要通过学习历史增长才智、提高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凡此种种，勿须赘述。
    （4）史学成果具有丰富多样性。 客观世界存在形式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丰富多样性决定了这一点。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人类在社会斗争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无数动人心魄或可歌可泣的业绩，涌现出众多各领风骚的英雄人物。史学工作者忠实地记录了人类社会的运行轨迹，为我们留下多彩多姿、有血有肉的美的篇章。同时，现代历史科学发展的跨学科趋势日益增强，它广泛吸收了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现代成果，使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史学成果反映社会存在的能力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不断增强。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认为，“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结构最不稳固的学科之一，因此也是最有可塑性，最开放的学科之一。”〔6〕在这一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各种社会群体及其生活状况和整个社会的结构与变迁过程过去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现在它们成了一样能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以分析的对象，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社会生活细节的认识。
    以上说明，历史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审美主题，史学成果具有美的属性，人们能够在史学成果所反映的历史恢宏博大的画卷中去享受美的愉悦和满足，丰富业余生活。
    史学成果容易为人体验和理解
    并非所有美的东西都能供人消闲，只有那些切合人民群众文化水准的才容易为人接受。众所周知，文学具有消闲功能，但诗歌的消闲功能比不上散文，散文又比不上小说，单以小说而论，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的部分又不如情节描写的部分。可见，小说能成为最大众化的，拥有最多读者的一种文学体裁，关键在于它有完整的故事情节。那么情节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魅力呢？这是因为它的曲折性和震动性构成了它对欣赏的强制性。一方面，欣赏者一旦被带入情节，情节人物以其音容笑貌和具体处境而唤起欣赏者的关注，人物的需要被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欣赏者的需要，这样人物的驱动力便也从欣赏者的内心被引发，驱使它密切关注人物的行动；另一方面，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其再造性想象及其伴随情感，被情节自身的冲突力所吸引、所强制，而紧紧地追随情节过程，以至有力地抑制了情节之外的主体想象、情感、思维等心理活动。〔7〕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情节”是指“事情的变化和经过”。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事情”发生、发展交织而成的历史。史学成果也就是记录已流逝的这些“事情”的，因而它的“情节性”是显而易见的，象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传记都兼具文学传记的特点，英国首相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竟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等。当然小说中的情节是虚构的，而史学成果中的情节则是真实的。即使是一般文化层次的群众也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充分调动想象力，象读小说一样去体会、理解和欣赏史学成果中的情节（情节就是他人的生活经历）。
    我们认为，史学可能很早就在客观上发挥其消闲功能了--中国自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撰《史记》始，西方以公元前5 世纪希罗多德著《历史》为开端。前者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是希氏所创立的最古老的故事型的叙事史，二者都具有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的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鉴诫功能尽管是史学最突出的社会功能，但也不可否认，那些帝王将相在茶余饭后翻开史书时，未尝就没有通过它消遣的念头。我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家评传》一书收入古今著名史家82人，其中有80%以上留有诗词、曲、赋、散文、戏剧等大量文学作品〔8〕， 这为历史著作的普及提供了文学上的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接触史学成果的活动符合消闲活动的三个特征，史学具有消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