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首要目的，故对司马迁天人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了《史记》研究中的最重要课题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却仍未见突破性的成果问世。究其原因在于学者们在认识上存在两个难以走出的误区。其一是毫不怀疑地将天人感应色彩极浓的《天官书》正文部分当成了司马迁本人的思想；其二是认为司马迁的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已经成为钦定官学，而司马迁又曾从学于董仲舒，那么，司马迁接受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天人感应学说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而这又与司马迁对天命论的大胆怀疑和否定发生明显的抵牾，所以无论学者们怎样弥缝，解释，都无法将二者合乎情理的统一起来。
    文革前，著名思想史家任继愈先生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他一方面认识到：
    唯物主义从来就是和自然科学密切相联系的，司马迁本人就是精通天文科学的一位专家，自然科学方面的精深造诣也是唯物主义思想的源泉之一。司马迁根据丰富的天文科学知识，说明天体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具体而精密地观察了天象、星座的位置，从而说明天象运行并不是神秘莫测的，而是可以由人类推算出来的自然现象。这种科学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打击宗教迷信的武器〔1〕。但紧接着又说：
    司马迁在一是程度上还相信天上某星的出现和运行会造成人世上的灾难和幸福，比如他曾认为金星在南，会“年谷熟”；火星与水星合，火星与金星合的时候，不可以用兵，用兵就会大败。岁星金星争斗，“其野有破军”等。〔2〕
    很明显，任先生是把《天官书》正文中的记载都当成司马迁自己的观察所得及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了。那么，如何来弥缝司马迁的科学思想与其迷信思想之间难以调合的矛盾呢？任先生认为：
    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还低，司马迁在政治上虽有进步倾向，但其阶级立场仍然属于地主阶级。科学的和阶级的限制，使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仍然有不少局限和缺点〔3〕。
    这无疑是那个特定时代固有的思维模式，无足深怪，但却应指出，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复杂的学术问题化成了简单的政治术语，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是无法服人的。祝瑞开先生近著《两汉思想史》一书，在论及司马迁天人思想时说：
    司马迁在《天官书》中继承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同时也沿袭了和天文学纠缠在一起的星相迷信，如说：“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星众，国吉，少则凶”……宣扬了天人威应的神学〔4〕。
    其引文也是出自《天官书》正文，而且在论述其思想矛盾的成因时，仍然说成是：
    “这些反映了司马迁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5〕。 看来还未能从文革前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人世间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受天意支配和控制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这点上与董仲舒相近，但主导思想还是以谈人事为主。”〔6〕更有甚者，竟然认为：
    “古代人们因为认识自然能力的低下，从而出现了关于天的神学体系，产生了天象于人间有吉凶祸福的占星学，这是世界性现象。司马迁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己凑成系统的理论，并为汉武帝所接纳，这是司马迁不能回避的问题。他反对，又不能公然反对，所以《天官书》远不能鲜明地否定谈灾异之变的天人之道，星占文还有相当的篇幅，可见，《天官书》全是假天象以应吉凶，不写不行，聊备一格而已。”〔7〕
    按前种说法，天就是历史的主人，人不过是天的奴仆，人事变化完全受天意的支配，还谈什么“通古今之变”？按后种说法，司马迁简直是一位屈已从俗，随波逐流的乡愿式人物，这是对司马迁崇高的人格精神的玷污，根本不值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