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首先指出唐都等依据甘石历五星法占星气的荒谬，然后指出五星逆行、变色，日月薄蚀、二十八宿的位置，五大行星的运行都有自己的规律，既不是神秘现象，也没有反常现象，这就是“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即任继愈先生所说：“这种科学本身就是最强有力的打击宗教迷信的武器。”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肯定地说，司马迁的《天官书》论赞是他殚思竭虑，精心结撰的一篇全面阐述自己天人观的科学论文，同时也是一篇奋起扫荡天人感应神学的战斗檄文。表现出司马迁在浓烈的神学氛围中清醒的科学头脑和敢于孤军奋战的大无畏的斗士品格。
    三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借孔子的话以言志：“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以深切著明也。”载之空言，即形而上的讨论；见之行事即历史的叙述。司马迁也是想通过历史的叙述来表达自己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问题上的深刻思考。司马迁之所以未效法孔子修《春秋》，写一部秦汉以来的断代史，而是写成一部上溯至黄帝，下迄汉武帝，上下三千年的通史，就是要对中华民族自有文明以来的整体发展过程做一宏观考察，以探究古今之变的规律，这与他在“究天人之际”问题上的主张是一致的。而且之所以没有效法《春秋》的编年体，而独创一种纪传体的形式，就是要突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以排除天意的干扰。
    司马迁在《史记》百三十篇之首《五帝本纪》的论赞中，发了一犬通议论，无疑是一篇开宗明义的宣言：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逐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现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所谓“其文不雅驯”，即是有不少神秘之说，不可作为信史材料使用。“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已明确表示司马迁不相信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牵强附会之说，而“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正是《天官书》论赞中所言，“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的反复致意，可见感慨良深。“择其尤雅者”正表现出他“信者传信疑则传疑”的科学求实精神。当代学界泰斗钱钟书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11〕
    在《伯夷叔齐列传》中，司马迁再次对神秘的天道提出质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许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食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当然是针对世道之不公而发的牢骚孤愤，然世道之不公，正说明天道的无知。司马迁在这里仍然用的是理性思考，用历史与现实的大量证据来证明天道有知的不可凭信。司马迁将《伯夷叔齐列传》置七十列传之首是大有深意的。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反对天人感应学说是司马迁的自觉意识，又何以在谈到秦统一天下时却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若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12〕。论及痞气十足的刘邦却最终平定海内时说：“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何以当之？”〔13〕对汉文帝入继大统时也说：“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14〕这不是与自己的理性认识背道而驰吗？
    已故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认为：严格讲来，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和他的个别论断中所归纳的历史学，还不能完全表现出他历史观的实质……如果我们不通过《史记》本身作全面而具体的研究，仅依据这些一般的说明加以引申，那么我们就既不能把司马迁和刘向、班固以来的史学家严格的区别开来，也不能看出司马迁究竟怎样网罗旧闻，怎样参之行事，怎样运用他的历史观点，（理）怎样对待自然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以通晓历史的演变，而形成他自己的历史学说”〔15〕。钱钟书先曾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得学会孟子所谓“知言”，把古人的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尤其把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16〕。其实司马迁自己在《十二诸侯年表》中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可见，断章取义，不务综其终始，是古今大学者所一致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