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于秦何以灭六国、定天下；刘邦何以扫荡群雄，取得政权，汉文帝何以入主汉室都是有深刻的理性认识的。在《六国年表·序》中，他写道：
    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变俗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在《高祖本记》中，曾借刘邦之口揭示了他定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善于用人：
    夫运筹帷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被我擒也。
    这才是司马迁“成熟考虑过的论议”，才应是我们评论司马迁思想的依据。当然，这还不是秦、汉统一天下的全部原因。司马迁在《礼书》中说：“人道经纬万端”，即认识到历史发展往往是无数错综复杂因素的合力，故有时看似偶然的事件，却有着必然的规律。即以汉文帝为例：其母薄姬出身微贱，一次偶然的机遇，被刘邦“一幸生男”，此后“希见高祖”，因此刘邦死后才受到吕后的宽容，吕后死，大臣诛诸吕，议立新帝，当时最有资格的人选本来是齐王刘襄，但由于其母舅驷钧跋扈，被认为是“虎而冠者也”，鉴于吕氏的专权，才迎立诸王中背景最弱的代王刘恒。故刘恒为帝后兢兢业业，修德省刑，敦仆节俭，成为一代明君。司马迁正是因此而发出“非天命孰能当之”的感慨。钱钟书先生还曾细致入微地分析过司马迁的心理状态：
    “盖析理固疑天道之无为，而慰情宁信阴骘之可有，东食西宿，取熊兼鱼，殆人心两歧之常欤”〔17〕。
    《史记》中种种删削未尽的神秘现象和偶尔也有承认天命的话，都应做如是观。
    四
    天人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司马迁以前的许多思想家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理性的认识。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讲：“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只把天列为域中四大之一，尽管人要以天地为法则，而天仍要以道为法则，这实质上是否定了天的主宰地位。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罕言天命，但从他谈到天的只言片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19〕认为天并未干预自然界的变化， 当然也更不会干预人类社会的发展。又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20〕。可见在孔子心中，天人关系就是人效法天，而不是天主宰人。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其对天变的认识也极为深刻：“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傥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者，无益也。”并且还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统治者借天以愚弄百姓的实质：“月日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司马迁对荀子的无神论天道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荀卿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只是到了汉代，董仲舒为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假“春秋公羊学”之名，吸纳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杂凑成了以天人感应为内容的神学体系。在他眼里，人的生命都是天赋与的：
    为人者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21〕。
    人之身，首坟而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息，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色实虚，象百物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股，副四时数也……〔22〕。
    董仲舒把天人关系伦理化，神秘化，归根结底是要证明：“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23〕。至于《春秋繁露》中那些《求雨》、《止雨》的文字，则已把自己降为巫蛊方士之流了。这种粗俗不堪的“天人感应”之说，理所当然的要受到司马迁的怀疑和抵制，否则，司马迁又何必要“究天人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