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靠拢党”的政治态度和“中国著名作家”的身份，使他具有成为副市长人选 的资格。马识途说：“当时成都市要建立新的市政府，一定要有民主人士参加，许多人 在一起考虑，他最合适。他不愿意搞行政工作，他只想写文章，在我们动员之下，特别 是张秀熟给他讲，应该出来，挂一个名吧！”（注：笔者采访马识途记录，2003年11月18 日。张秀熟（1895-1994），四川省平武县人，1927年担任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负责人， 曾代理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1950年后，先后任川西行署文教厅厅长、四川省副省长、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53年，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郝德青在一份材料中对 李劼人的评价也透露出这一考虑：“此人在上层人物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争取与此人长期合作下去是可能的……在靠拢党方面，成都市还是第一个。”（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了解干部材料摘录》，1953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1957年11月23日，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的一份材料中也重复了这层意思：“李在文艺 界活动前后达四十余年，联系面广，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抗战初，入文 协而任历届理事，是国内有名的老作家之一，文艺界对其著作也有较高的评价。因为在 文艺界有相当代表性，在实业界及其它方面也有一定声望和影响。”（注：《中共成都 市委统战部鉴定》，1957年11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这 段后来的追述表明，提名李劼人为副市长，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部分。
    不过，李劼人对于这一任命并没有马上接受。在1950年7月省委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说：当统战部告诉他将负的责任时，他的回答是“我还没有在思想上作准备，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再加上嘉乐纸厂工作的牵连，不能任此工作”。但统战部的人对他说，为“七十万人作事贡献更大”，他“因此更觉责任之重大”。后来任命的“名单发表了，思想上未作准备；但既发表了，不能再推辞”。李劼人说，虽然他在中共新政府成立前已在成都，“但离开时间颇多，仅对部分情况较熟悉”，还需向市长李宗林和“其他同志分别请教，看哪些工作是我能胜任的及如何着手办理，先还谈不上工作，需得我学习一段时间”。他说，“一个人未得到确切知识前一定有错误”，但他不会“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负责的态度”；只要给他一个月左右的“学习”时间，就可以开始工作。
    实际上，就在那次座谈会上，他已经谈了一些对成都市政工作的设想，提出三条“目 前重要的事情”，即下水道的修缮、路面的修筑和疾病的防御。他说：“这三件事都是 异常艰巨的工作，须作准备，希望将来政府同事及在座朋友们对建设发展成都各方经验 意见提供市府，大家根据此来制定计划。”（注：《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7月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李劼人一开始对此任命是抱有疑虑的，他说自己仅对成都“部分情况熟悉”，又“没 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大致都是实情，但也是推脱的“谦辞”。其实李劼人一向抱负不小，不无中国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意愿和责任感，他对成都社会和地域文化更可说是“了如指掌”。这里的谦退实则表明他自知对当时成都“新社会”和新型政治的不够了解，以及对他本人“兼济天下”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还不够确定，故对这一任命基本采取一种“顺水推舟”的态度。
    事实上，李劼人对这一可以“立功”的职位显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说的“请教” 、“学习”和对“未得到确切知识前一定有错误”的特意声言，都表现出一种“想又不 敢”的复杂心态。但他自认只需“学习”一个月就可以开始工作，表明他对这一新工作 所需的“实际工作经验”并无太多畏惧，故两次表示是“思想”方面准备不足。即使如 此，他也已提出了具体的市政设想，并以副市长的身份“希望将来政府同事及在座朋友 们对建设发展成都各方经验意见提供市府”。此语含义丰富，对“政府同事”的希望或 揭示出一个“局外人”正处于由外入内的过程之中，多少带有他自己所说的“请教”意 味；而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对“在座朋友们”的希望又提示出他已是“新”政府局 内的一分子，并以自己的现身说法证实着党外朋友们“参与”新社会的可能性。
    这样一种对中共或仍处局外而对其他党外人士又是局内人的身份，已经暗示出李劼人 身份认同的多重性，而他自身如何认识和因应这一介于局内局外的社会角色，也成为他 此后在副市长职位上一个需要不断调适的困难过程。当然，李劼人身份认同的多重性还有更复杂的一面，即他毕竟是个作家，也深爱文学创作，这一角色与一个肩负具体工作的市长之间也有紧张和冲突的一面。
    李劼人的女儿李眉回忆说，她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一开始不愿意干，以后又接受了副 市长的任命？李劼人坦然说：“这有什么奇怪？我是发了誓不做官的，再说，我岁数也大了，时间不多，想集中精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以了心愿。清朝时候的官，我看过，民国时候的官，我也看过，真是腐败透顶！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要花费一些，但我相信，我要写作，共产党是会支持的。”（注：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
    这段话表明，李劼人过去“发誓不当官”，不是不想“当官”，而是出于对官场上“ 腐败透顶”的憎恨。其实，他还是希望能够“参加工作”，使“我们这个国家”好起来 ，这也是当年不少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 里的一份材料提到：李劼人“初任副市长时，认为是我们请他来的，只不过是名义而 已；成都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市长、副市长时，又怕落选。”（注：《中共成都 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支部鉴定》，1957年2月17日，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档案室，李劼 人档案。）这里固然关系到知识分子的“面子”问题，但也反映出他对这一职位是有兴 趣的，可以印证他那“半肯半不肯”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