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身为一个作家，李劼人又做了12年的副市长，对于有着长期“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 国读书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次难得而又“合理”的际遇。但是，自从1905年科举制被废 止，“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士大夫”已经在“社会”的层面上为专业化的“知识 分子”所取代了，而现代知识分子则更多地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注：参阅罗志田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 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3-205页。）虽然在“心 态”上，不少知识分子还残留着“士大夫气”，但“形势比人强”，“有幸”步入政坛 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行为方式，也就难免失望，有时也会令其他人“失望”。李劼人的经历，正须放在这一时代大语境下去理解。
    这一语境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 ，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共的政策中一向处于被“改造”的位置。 就像薄一波近年所说：“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建国后，我们党在对 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曾发生过多次摇摆？直到现在也还不能说已经解决好了。这中间 有客观上的各种原因，也有我们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中的失误。”（注：薄一波：《若干 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17页。）薄一 波指出的“多次摇摆”正是中共知识分子观念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特点。
    这样的政策摇摆也体现在像李劼人这样具体的个人身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组织 上认为，李劼人“在政治上也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黑暗的反动统治，虽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并有一些同情和赞助革命进步事业的倾向，但认识很不彻底，态度更不坚决，基本上走的是中间路线道路”。（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鉴定》，1953年4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经过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到1960年5月，中共组织仍然认为：“在政治上，李劼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由于出身旧社会，留学过资本主义国家，受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经营过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是很深的。”（注：四川省文联：《李劼人小传》，打印件，1960年5月10日，李劼人故居文管所藏。）这一定性仍然偏重于对思想，特别是世界观和阶级属性的分析。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对李劼人的使用和信任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如果笼统地说李劼人“有职无权”仅仅是政策造成的，并不能反映出事情的全 貌。造成李劼人“有职无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和工作具体安排的原因，也有社会和知识分子自身心理方面的原因。当年他要求主要搞创作，或也出于对工作中缺乏实权的不满和无奈，并不意味着他真不想做市长。然而，把知识分子从事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做一些专业工作，本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方面。这种可能出于善意的处理方式，却使一些承担着实际职务的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产生疑虑。如李劼人所说，自己“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且不但要承担相应的工作，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其间许多认知的“误会”和错位，还值得认真反思。
    从1950年上任起，李劼人实际长期徘徊于“市长”和“作家”之间。然而他对身份认 同的困惑颇有些“当局者迷”的味道，对“旁观者”而言，不论是中共党内还是他那些 和他一样努力融入新时代的作家朋友，大家对于他在政坛上的角色似乎比他自己要清楚 得多。尽管在1954年以后，李劼人已开始慢慢“淡出”政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一个作家的角色；不无遗憾的是，也许要到经过“反右”的沉重打击之后，李劼人才真正意识到：在他人的定位中，自己其实并未“改行”，他实在也还只是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