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对当不当副市长的一个主要顾虑是怕没有时间搞创作，但中共统战部门对李的 评语透露出另一更为深层的原因。1951年的一份材料中写道：“当我们初次征求他作成 都副市长时，他再三推辞，对有职有权表示怀疑。对与我们同志在具体工作中的合作问 题，没有信心。”（注：《川西行政公署委员职员名册附党外人士材料》，1951年1月22 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的确，要实现把“我们这个国家”搞 好这一愿望，不仅要和中共这些“好人”一起共事，还需要真正“有职有权”。李劼人最担忧也最无法把握的，恐怕也是这一点。尽管他是否明确“表示”过对有职有权的“怀疑”，未见更直接的依据，从李劼人后来的一些言论看，至少有类似的表示可以让中共组织想及此点。
    为什么李劼人还没有到职，就“对有职有权表示怀疑”呢？这一疑虑的产生部分或因其本人阅历丰富，在政治上自有“锐敏”之处；另一方面，这也与当时大的政治背景和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相关。显然，他是在一种思想上还比较矛盾的状态下接受副市长这一任命的。同时，李劼人对作家的角色也并无放弃之意。最有意思的是，当组织上真正“根据他本人要求和兴趣”，基本不“分配其担负实际工作”而让其从事创作时，（注：《关于李劼人的情况》，无时间，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按，根据材料中涉及的事情，可以确定该材料是在1962年2月份写的，似由成都市委统战部所写。）又进一步强化了李劼人对有职有权的“怀疑”。
    尝试负责
    李劼人虽对出任市长抱有疑虑，但他一旦接受任命，便对这一“角色”极为投入。19 50年9月，他正式就职，在市政府分管民政局、文教局、卫生局、建设局四个局。他仍 谦称“不熟行政工作”，同时“坐上办公桌我不习惯”，故希望不必指定负责这四个局 ，特别是与“全盘有关的事，不必分开，有事大家商量”，“只要有事我愿贡献意见” 。（注：《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1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结果大致如此商定，他得到特许可以不坐班，但根据市政府的会议记录看，只要他身在成都，每一次会议都会出席，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副市长任上，李劼人领导了对成都“自然及经济情况（包括气象、水文、地质、地 形、生产、交通运输、人口、建筑等）”进行的“调查、勘察”，并进而“根据调查所 得资料，制订成都市建设规划设计，使今后城市得按规划设计发展”。（注：李劼人： 《在成都市人代会做的成都市市政建设工作的发言》，1953年2月21日，成都市人民政 府研究室编印：《成都市政》第2卷第6期（成都市第四届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专辑） ，成都市档案馆藏，D61-1100卷。）在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成都市区按照功能被划分为 五个组成部分，这一区分奠立了后来成都市发展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成都城区的格局 仍然大致延续了当初的规划。同时，李劼人具体领导了城市下水道的建设、成都市御河的改造、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文物古迹的保存等工作。（注：参阅李劼人：《报告成都市政建设及文化建设提纲》，手稿，现存李劼人故居文物管理所。该文撰写的具体时间不详，文章提到“今年算是第四个雨季（中共执掌成都市政后--引者）”，则此文可能在1954年9月至12月间写成。）
    在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中，李劼人的城市建设思路与一些领导和部门发生了冲突。在 整修杜甫草堂时，他坚持“恢复旧观”的原则，曾引起争论，结果确定按李劼人的意见办。（注：林延年：《李劼人先生关心文物事业之佚事》，《成都文物》1987年第2期，第46页。）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南路修建问题上的论争，更突出表现了双方在建设思路、文化素养乃至审美趣味上的分歧。成长于城市的李劼人主张要修得“壮阔”才“足以表现新社会人民的雄伟胸襟”，（注：李劼人：《成都的一条街》，《李劼人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49页。）打算建14米宽的街道，并拆除民居以开辟一个大的中心广场。而出身农村的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认为这是“好大喜功”，不必“搞那么大的动作”，只准开一条7米宽的路。最后，李劼人在时任四川省建委主任的马识途支持下，未经省委领导同意，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人民南路修到了14米宽。但李劼人也因此受到省领导的批评。（注：笔者采访马识途记录，2003年11月18日。）
    这两次工作上的分歧，在李劼人这样的读书人心中，多少都是“不顺”，但毕竟是以 他的意见得到贯彻为结果。另一方面，李劼人在就职前提出的对“有职有权”的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他任副市长不久，这种现象就出现了。1950年11月2日，李劼人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
    成都市市政建设计划委员会成立了，第一次常委还未开，小组会才成立起来，因市政 建设计划委员会与将来有关，我打算把建设事件提到计划里面，否则与计划建设冲突， 我的工作重点即在此。当然成都市工作必不止此，有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例如，市府 由将军衙门移到皇城，我是不知道；事前行署钟汝多与我打算把皇城作为成都市机关团 体开会的广场，我们还在计划，突然说市府迁去，这与我计划有出入。（注：《党外人 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1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对于自己负责的市政工作，李劼人显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像市府迁址这样的事情 ，自己竟一无所知，这对其工作热情不能不是一个打击。他的谈话虽然委婉，仍然透露 出不满的意味。
    在195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李劼人一方面表示自己“越来越不想说话，不想做事”， 却又加了个“但书”：
    但有些事情心里总不甚了了。举个例子：1953年我曾提出在成都设立火葬场，万年区 人代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案就达四五十件，因为乱葬、浮葬威胁着青羊宫附近群众的健 康。1954年我又在省人代会上提出，交市执行，但未执行，现在大家都要求有一个火葬 场，直到前天，李宗林市长才交代下去办，我看这回或许能办起来。（注：《在我部整 风座谈会上的发言》，1957年5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