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与李劼人记忆犹新的几个“很可笑”的“小问题”都反映出，他在不少人的心目 中实际地位并不高，甚至有“反革命”的嫌疑。那些公安干警显然知道他的副市长身份 ，却并不将其放在眼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对这些人而言，作为党外“统战对象” 的李劼人并无实权，因此不那么“可怕”。如果说基层“公安战士”和户籍警因“水平所限”，对“统战”政策或不能正确理解的话，市府办公厅的作为就更明显地反映出李劼人即使在官方场合也不被重视。而成都电信机务学校敢于以讽刺的口吻说出“你写封‘公文’找我们校长”这样的话，也说明他们甚至怀疑李劼人是否有获得这一“公文”的能力。
    本来“副市长”的身份应该意味着执政的中共对自己的认可，但上述行为得以实施而 基本不受责备，显然使中共的认可大打折扣。这些“很可笑”的“小问题”在李劼人心里当然是难以忘怀的“大问题”，虽然事隔多年，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尤其是成都电信机务学校的大喇叭干扰李劼人的日常生活，经李提出交涉后，反受到讥讽，这件事表明，在一些人的眼里，李劼人还是一个局外的知识分子，他那副市长的“公职”恐怕半是“虚文”。他们敢于如此无礼或许只是一些个人行为，却多少反映出一种“旁观者清”的社会心态，亦即当时整个社会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惯性认知。
    与此相反，李劼人本人却进入了市长这个“角色”，所以才会产生“有职无权”，甚 至“作个副市长连行动自由都没有”的感觉。他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对其身份的“界定” 产生了错位。这一错位渐为李劼人所感知，使他认识到自己似乎只是一个局外的点缀性“花瓶”。
    不过，如前所述，在初任副市长的时期，李劼人的确做了一些事情，在其分管的工作 方面，应该说他还是握有一定实权的。就史实看，李劼人真的“有职无权”，主要是在1954年以后。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似乎还有些“误会”的成分。
    作家与市长
    在1957年的一次会议上，李劼人说：
    从1954年夏天我从朝鲜回来后，就逐渐走入真空地带。下面的干部不向我谈工作，也 不和我接触，开会才叫我去，要我主持会议也是临时告诉，事前没有交代会议的要求、 目的，主持会议要说话也好比“打屁股不沾大胯”--空空洞洞。因为对工作情况不熟 ，以后干脆叫干部给我拟讲稿，开会就叫我来，来了就照念。有些市民给我写信反映情 况，交下去办就如泥牛入海，办或未办，从不向我汇报。米建书也曾问下面干部说：“ 有事情为什么不找李副市长？”但也从来没人找我，我对工作越来越生疏，找我也不解 决问题。从此，他那里有了宗派主义，我这里成了真空地带。既把我摆在真空，我就乐 于真空，发展了惰性，安于官僚主义，越来越不想说话，不想做事。（注：《在我部整 风座谈会上的发言》，1957年5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如李劼人自己体会的，他已经被“架空”，其副市长越来越成为一个虚衔。但其之所 以被“架空”，至少名义上是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李劼人档案中有一份材料说：“几年来根据他本人要求和兴趣，未分配其担负实际工作。”（注：《关于李劼人的情况》，无时间，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他自己在1957年“整风”时也说：“从1954年起，领导上同意我以大部分的时间摆在写小说上，小部分的时间兼理行政工作，直到现在都这么做，我也心安理得”。（注：《在我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1957年5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事实上，1954年5月，作家出版社的确提出重印《大波》的建议，而李劼人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来重新审视他原来的作品”后，认为此书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光照下，重新写过”。（注：马识途：《应该好好研究李劼人》，李劼人研究会编：《李劼人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他确实很快投入到这一重写工作中去，但如前所述，已经进入了市长角色的李劼人，似乎对“摆在真空”的角色并不那么“心安理得”，也未必真“乐于真空”。
    不论李劼人被“架空”是否包含中共对其工作的不满意，他本人提出过希望有更多时 间来进行文学创作，大致不差。然而，李氏的“真空”感也并非其“过于敏感”，至少 他知道米建书明确提出有些事情应该找李副市长，而“下面干部”并不照办。也就是说 ，即使中共内部真有“架空”李劼人的计划，也不至于使其完全无责可负。不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般干部虽然不是很清楚李劼人不再承担实际工作的原因，却显然意识到李劼人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因而渐渐疏远了他，而这又进一步“虚化”了他的职位。
    李劼人本人对自己的身份也存在着困窘：自己到底是市长，还是作家？事实上，对于李劼人自己，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即使答应出任副市长职务以后，他仍然产生过“去职”的想法。在1952年12月12日李劼人填写的一份干部履历表的“熟悉何种业务或技术？志愿做何工作？”栏里，他填写的是：“熟悉教授中国文学史及小说写作。极愿继续写作小说及杂文。”（注：《李劼人干部履历表》，具体填写时间不详，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从李的个性和擅长来看，似乎也更偏重于作家而不是市长。他“风流潇洒”、“逸兴 豪情”，颇具文人风度。如他早年致何鲁之信中所说的，“象我就最好，终日躲在家里 ，不衫不履，写写字，看看书，喝喝酒，醉来就高歌几曲”，如此“享受家庭中静穆的 幸福”，颇能自得其乐。（注：《李劼人致何鲁之信》，1924年1月20日，《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2辑，1982年1月，第103页。）即使做了市长，他仍然习惯于“想写就写，想说就说，起居无时，怡然自得”的生活。（注：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曾坦言“坐上办公桌我不习惯”。（注：《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年11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直到1962年9月1日，他在写给诸有莹的信中还说，“想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注：李劼人：《致诸有莹》，《李劼人研究》，第251页。）
    不过，即使只是一个单纯的作家，李劼人恐怕也很难完成这一心愿。巴金后来回忆19 50年代的情况说：那时，“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 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 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 三十年的好时光。”（注：巴金：《怀念胡风》，《随想录·无题集》，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