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说他并非不想办事，只是说话不管用而已，言下之意仍是不满。中共四川省 委统战部的一些材料也证实了这一情况。1953年4月四川省委统战部的评语中说：
    [李]就任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由于我们和他协商不够而表示不满，认为本身无实权 ，发挥不了他的才干。经我们注意改正后，态度逐渐有了转变。总的来说，两年中间同 我们合作得还好，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1951年人代会被选为副市长后，工作日渐热情 ，特别是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对市政建设情绪更高。（注：《中共四川省委 统战部鉴定》，1953年4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稍后中共川西区委统战部的“组织评价”也说，“李在一年多的任职中，一般表现热 情积极，有一个时期由于我们事前和他协商不够，曾表示不满”。这份材料又说，李劼人向上级委婉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实际他是要职要权，但又不愿负责；如在工作中往往遇到困难问题就避而不理，或推诸别人”。中共组织“注意到这点”后，“我们每逢召集会议事前都要和他商量，取得他的同意”。同时，“李有一个观念，认为会议上决定问题还不算民主，只有通过他履行才是有职有权”，后来“所有市长名义发布的公文也都经他履行”，使李不仅“意见可能会少些”，也“表现很积极”。（注：《中共川西统战部组织评价》，1953年10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显然，作为“统战”工作的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了保护。有意思 的是，有时中共方面出于善意的统战政策却使统战对象感到不快。在1957年5月16日帮 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上，李劼人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但同事中无人向我说，统战部也不说，我作错事反而要老米替我挨骂。这不是客气，而是把我当成花瓶，当成 ‘不可教诲’。我因而产生自卑情绪，不是我不负责，而是不知道怎样负责任。”（注 ：《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副局长级以上民主人士、参事座谈会记录整理》（第3号简报），1 957年5月16日，《市府关于召开副局长级以上民主人士、参事座谈会记录、工作简报》 （1957年），成都市档案馆藏，81-1-356卷。）文中的“老米”指的是中共党员、另一 位副市长米建书。
    第二天，在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劼人说，“既然安置我吃一份国家钱 粮，又无事可做，心里确实不大舒服”。而且，这样也“拖累”了党员同志：“我不管 事了，米建书却累死，太忙乱，加上他记忆力不大好，天然就成了官僚主义。有人向我 说，有个时期米建书动辄得咎，也变得束手束脚起来。党员同志确实太苦太忙，也不能 光责备党员同志，我们想帮忙又帮不上。”“帮忙”的说法隐约暗示了“局外人”的心 态，这当然与中共未曾将其视为“自己人”有关。他又一次提到承担责任的问题：
    在成都市，党与非党人士，最初相处很好，没有界限，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照顾也很周 到。当时只有我和米建书两个副市长，米对财经管得多一些，我对政法、文教卫生、城 市建设管得多一些，每天大家一起讨论工作。后来逐渐感到吃力，尤其在城市建设上有 些事情要我决定，但因政策不熟，有几件事是我做错了的……结果风闻把米建书弄去作 检讨，责任落到了党员的头上，而不责备我。从好的说，可能是为了“敷面子”，怕我 经不起批评；从坏的说，不责备我，就是不要我负责。（注：《在我部整风座谈会上的 发言》，1957年5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显然，李劼人之意并不在于这几件事情的对错，而是对自己没有受到“责备”感到不 满。“不责备”表面上是对“党外人士的照顾”和“客气”，但李劼人感到的是“见 外”。换句话说，中共组织上并未将李视为“自己人”，而积极追赶时代步伐的李劼人是希望成为“自己人”的。“局外人”的感觉使他在政治上产生“自卑”感，实际反映出中共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错位。
    总体而言，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高层领导对统战工作是重视的。在1950年代初，李劼人与中共的合作基本上如四川省委统战部所说，“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但是，正如毛泽东1950年4月指出的：“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页。）据一些老人回忆，中共党内不少人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对统战工作存在一些模糊乃至消极的思想，如在人事安排工作中，喜欢清一色，不愿安排党外人士，即使安排了，也不让其行使应有的职权等。（注：但汉然、代淑筠：《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深切怀念李宗林同志》，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成都党史》（内部刊物）1989年第1期，第6页。）
    这说明，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政策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往往 会因执行人员自身认识的不同，使同一政策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在基层的“非官方” 场合，由于当事人的“政策水平”不高，或者“顾忌”不多，有时会有一些逾越政策的 言行，虽然从官方的角度看，这无疑是“错误的”，却常在无意中透露出官方场合中难 以发现又具有重要启示性的信息。
    1957年5月16日，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期间，省委统战部部长兼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约集市 政府非党负责干部座谈，讨论机关内部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问题。李劼人表示，他要谈几个“很可笑”的“小问题”：一是1950年8月，李劼人在东胜街住家期间，“几个公安战士不向我说就在寝室里搜查非法武器，我心中无病就坦然置之。后来街道上组织委员会我没去，户籍警就点我李劼人的名，带话给我。我向李市长请假到沙河堡去，户籍警也对我责难，还说我仗的啥子势？我感到作个副市长连行动自由都没有”。“还有，我坐私包车（即人力车--引者）进出市人民委员会办公，遇到岗警阻拦，可是坐汽车则冲进冲出，后来提意见才撤了岗”。再次，“有些工作交给办公厅作，没有下文，如有些人民来信交办公厅处理，处理后也不向我报告”。（注：《机关内部党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关系如何》，《成都日报》1957年5月17日，第1版。）
    1956年12月15日，《成都晚报》一份采访李劼人的报道说，从李居住的庭院望出去， “正是一片川西坝子上的初冬小景，到处是生气盎然”。但是，他屋后的成都电信机务学校的喇叭声却从每天早上6点开始“大声吼叫”，“经常打断作家的文思”。而“在收拾得干净亮眼的庭院里，躺着一条臭水沟。这也是放大喇叭的那个学校干的事。学校居高临下，厨房内污水乱倾，流经李劼人先生住宅时，积淤阻塞，虽在严冬，也已发出臭气，很难想象盛暑将如何敢当？李劼人先生曾向学校提过数次意见，都遭到了拒绝，甚至横蛮地回答说：你写封‘公文’找我们校长好了”。（注：《深居“菱窠”重写“大波”》，《成都日报》1956年12月15日，第3版。）作为一个副市长，李劼人为保护自己的居家条件，不得不诉诸舆论，可见其无可奈何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