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一种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很想融入新时代，又明显感到与“时代”总有 距离，只能“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的感觉，恐怕李劼人也会有。作为一个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李劼人也力图融入“新社会”。他曾说：“我对政治学习是用了功的”。（注：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选集》第5卷，第543页。）马识途也认为，“他是真心诚意的靠拢党的，真心诚意的像其它知识分子一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注：马识途：《纪念作家李劼人》，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文联编：《李劼人小说的史诗追求》，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19页。）
    李劼人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政，竭力积极融入到“新社会”中。他在1961年 致中国作协领导刘白羽的一封信里曾谈到自己政治学习的情况：
    因交通不便，每周到此间政协集中学习一次（每周至少二次，有时四次），亦曾向省委 统战部领导同志声明不可能参加，得到允许在家自学。自学规划是每天必看报纸四种（ 其中有《人民日报》航空版必读重要文件一篇，有时是半篇），此外，则阅读重要理论 杂志（如《红旗》，如此间之《上游》），阅读其他杂志及作品，旧书籍亦辄翻看。要之 ，每天以大部分时间学习阅读，暇时翻书自娱，已成习惯，不可更改；尤其《人民日报 》，一天不看，一天不快！（注：李劼人：《致刘白羽的一封信》，1961年3月23日，《 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第2页。）
    从信中的口吻上看，李劼人是在向作为领导的刘白羽做思想汇报。不过，也确实可以 看出，他在政治学习上确实如其所说是“用了功的”。
    对于李劼人赶上时代步伐的努力，中共组织上基本持肯定态度。1953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在李劼人的一份鉴定中说，李经过参观各地土改，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在思想上对很多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认识”，“因此讲人情，替地主和资本家说话的现象逐步减少。特别是三年来祖国的建设事业及各方面的辉煌成就对于他的影响很大，现在他确已衷心拥护和钦佩我们；对自高自大，看不起我党同志的思想毛病，有了一定认识，感到自己确有一些缺点，须要今后好好学习；在工作上亦能进一步主动的与我党同志商量。最近统战部嘱他领导参事室的学习，他也能够每礼拜准时参加”。（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鉴定》，1953年4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如这份材料所说，李劼人的思想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亲眼目睹“祖国的建设事业 及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从而开始对反省自己的“缺点”分不开。比如，1953年他参加“ 赴朝慰问团”，就“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1955年，“又去宝 成铁路慰问，看见筑路员工所表现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热情，深受感动。回来后 ，即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在省人代大会上作了发言，因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获得了 各方面人士的好评”。
    通常一个人若“立志”改变自己的观点，试图从另一角度去看问题，即果然能够改变 认知。李劼人既能“主动”反省，便很快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如1953年时，他还“对粮食统购统销半信半疑”，但是到了1955年，他就改变了看法，认为“闹粮主要还是敌人的破坏造成的”。（注：《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鉴定》，1957年11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同年，他作为“驻省的全国代表、省代表”在成都、温江两地视察。通过参观、访问和座谈，他的“思想上有新提高，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注：《1955年10月成都市统战部关于代表视察的工作报告》，1956年11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李劼人档案。）
    那些年中国政治形势变化非常快，“追赶”时代者的个人观念也不能不随之而变，李劼人对自己的“少作”越来越不满；但要“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还有具体的困难，除了直接的行政职责外，李劼人与行政职务相关“开会”恐怕比巴金只多不少，各种因素导致他的创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在这方面，长篇小说《大波》的重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当1954年作家出版 社表示希望重版《大波》后，李劼人开始了重写工作。这一工作始于1955年9月，经过 修改后的《大波》第一部于1958年初版，第二部于1960年初版，第三、四部分别于1962 、1963年初版。其中第四部原决定写40多万字，实际上仅写出4章5节，约12万字，还有 30万字未写完，作者就病逝了，故全书未竟。
    李劼人说：1954年《大波》第一次重写的初稿完成后，曾寄给艾芜看，艾芜说可以。 “我又寄给我儿子看，可是我儿子这个外行却说不行，批评得一塌糊涂。后来我考虑了 一下，觉得儿子的意见对，就去掉重新写成的十几万字初稿。”（注：李劼人：《谈创 作经验》，《李劼人选集》第5卷，第542页。）李眉回忆说：“我兄弟当时对这篇初稿 的主要意见是，要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加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一些问题和人物的处 理上避免流于自然主义；同时对作品的结构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李劼人请儿子看稿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希望去过延安投身于革命的儿子替自己把好政治关，以符合时代主流话语的要求，这大概即是为什么他在作家艾芜评价与外行儿子批评之间终于听从了外行意见。（注：李左人：《超越世俗超越时代--论李劼人的妇女个性解放观》，《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第374-375页。）
    事实上，《大波》的重写进行很慢，主要原因正在于这种“自我改造”的艰难。李劼 人最初修改《死水微澜》、《暴风雨前》时，还比较顺利。后来就不怎么顺利了。他曾 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写第三部……（原记录如--引者）平生没有吃过这个苦头。手 头资料有，但要恰如其当的，有时还要艺术夸张来表现，就恼火了。好在‘百花齐放’ 的方针提出来了。”（注：《文艺座谈会记录整理材料》，1956年6月1日，《成都文艺 界知名人士名单及文艺座谈会记录》，1956年3-9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建川127-128 卷。）资料有，难在“表现”上，其实也不是写作水平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