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文苑传》。文苑是记文学之士的，它与《儒林传》的记儒学之士，有共同之处，由于侧重点不同，因而又可分为二类。在当时对于每个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不习儒学的。几部儒家经典是人人必读之书。作为一个儒生，没有不会写文章的，也就是说，文学之士必然都是儒生。但是在各人的成就方面，并不一样，有的以经学著，有的以文章显。这就是为什么仅有《儒林传》尚不足以概括知识分子的各种人才，因而需要增设《文苑传》来反映这一历史情况。《史记》、《汉书》只设《儒林传》，范晔在《儒林》之外，又增设《文苑》一目，就是针对当时这一需要的，因而也是很有见地的。从他创立这个类传以后，历代纪传体史书，多沿其例，不过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文学》，有的称《文艺》，但是大多数仍称《文苑》。《史记》、《汉书》虽未设《文苑传》，但对于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是有专传介绍的。如《史记》中有《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汉书》中有枚乘、司马相如、杨雄等列传。在《后汉书》中，著名的文学家如班固、张衡、蔡邕、孔融等均有单的传或合传，而对于一般的文学之士，即载之《文苑传》，以记其事迹和著作情况。《后汉书》的《文苑传》和《儒林传》一样，由于收入的人物比较多，内容丰富，因此都分上下两卷。《文苑传》共收有文学成就的文士22人，附见者7人，共计29人。在这20多人中， 有的引录了作品，有的只叙其行事和著作情况。如《杜笃传》中，将其《论都赋》全文刊载了，杜氏主张仍应以长安为国都，不宜改营洛邑。《黄香传》历叙黄香行事累官至尚书令，不仅为文章能手，政绩亦多可称。《王逸传》记载他曾著《楚籍章句》。这部书一直流传至今，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研究《楚辞》的总集。《赵壹传》引载了他的《刺世疾邪赋》，文中对当时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的针贬，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最后一篇是《祢衡传》，记载祢衡才高气傲，矫时慢物，最后为黄祖所杀，时人惜之。从整个《文苑传》来看，内容是充实的，为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是很有价值的。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记载文学之士的《文苑传》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类传了。《后汉书》以后，只有《三国志》、《宋书》等少数几部纪传体史书不设这一类传外，其余绝大多数史书，遵循范氏遗规，均设置《文苑传》。
    第三个是《独行传》。从传名就可以看出，这个传所收的人物均是有独特而卓绝品行的人。作者序言中已经指出，具有如下四种行为的人，即被收入本传：（1）“志刚金石，而克捍于强御”；（2）“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3）“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其心”；（4）“蹈交陵险，死生等节”。范晔认为以上这四种人，其“风轨有足怀者”，故特为其立传。以上所引可见，所收人物的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在本传的24人之外，尚附有13人，共计37人。我们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中可以看出，继范氏设《独行传》的似乎很少，只有《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和《辽史》有这个类传，而名称也略有不同，称《卓行》或《一行》，是不是这个类传在封建史家的心目中觉得不甚重要，因而就很少设置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由于范氏这个类传中所收人物范围比较广泛，后来史家从其中分出了“孝友”和“忠义”二目，专记“独行”这一部分内容就相对地说缩小了。因此不少纪传体史书，就不设这个类传了。而《孝友》、《忠义》这两个类传从《晋书》开始设立后，在纪传体史书中就大多数沿袭下来，很少例外。这样，《独行传》的内容，可以说是一分为三了。这也就是后来史家多不设置《独行传》的主要原因。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范书《独行传》所载24人的行事，可以说其中大多数人可入《忠义》或《孝友》传中。如谯玄、李业均为西汉末年遗老，他们既不愿在王莽的新朝任职，在蜀又不接受征聘，洁身自好，守志不屈，是当时典型的“忠义”一流人物。又如在《范式传》中较详强地记载了范式与张邵笃厚的友情，是历史上有名的“死友”。而陈重与雷义二人的行事，亦为特别重视友谊。两人互相推让被举科名，在历史上传为佳话。这一类人物实际上也是可以归入《忠义传》的。再如张武其人，仅为对父母能竭尽孝道。又如彭修，年15，即能挺身救父而有名于时。这些人与其入《独行传》，不如入《孝友传》更适合一些。其他不少人也是可以入《忠义传》或《孝友传》的，只是范书未立其传目，就一并收入《独行传》了。可见范晔设《独行传》后，对后世还是有影响的。
    第四个是《方术传》。上文已经提到《方术传》是继《史记》三传而来。但《史记》尚无其名目。自从范书设置这一类传后，历代纪传体史书的类传中，绝大多数就均有这个类传了，只是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方伎”，有的称“艺术”。名称虽不相同，内容都是一样，是记载那些具有医术、占卜、星相等技艺的方术之士的。由于《方术传》收入的人物比较多，内容分量重，所以分为上下卷，收入人物34名，附见者15人，共计49人。在这些人中，多为善于观测星象、预卜吉凶者，还有具有神仙变幻之术者。只有少数医药学家，如名医华陀，即名列其中。这个类传所载的内容，虽以迷信成份居多，在今天看来多不足取，然而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气和习俗。从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崇尚。在我国历史上，占卜吉凶祸福的活动，在殷商时代便已盛行，一部《易经》就是专讲占卜活动的书。而求仙问卜之事，也很普遍。在秦始皇周围，即有大批术士，为他求神仙不老之术，提供咨询和服务。汉武帝颇好方术。四方术士闻风而至。东汉光武帝尤信谶纬之言。以此作为受命于天的依据。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好尚和倡导，在整个东汉一代，喜好天文、星象、占卜、术数之士甚众，不少儒生也兼习风角、星算、推步等术。如名士樊英，同时还以善术数技艺著称。朝廷每有灾异，常询问于他。东晋干宝撰《搜神记》一书，其内多载神奇怪异的人物故事。有关东汉人物部分，范晔均收入到了《方术传》。这也说明当时这一类人物故事，流传很广，采辑起来比较方便，易于撰集成书。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迷信色彩很重的占卜、星象、神仙方术等，一直很盛行，因此反映在史书中的《方伎》，也就莫可或缺了。但在内容方面，记载医药的圣手名家逐渐增多，相对说来，记载神仙术士的迷信传说，乃不断减少。今以《明史·方伎传》和范书《方术传》比较。《方术传》所载的49人中，善医术者不到10人，而《方伎传》的26人中，记善医术者却占了16人。由此可见《方术传》在内容上的大致变化。
    第五个是《逸民传》。所谓“逸民”，就是指隐居不仕的那一部分人，也称“隐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知识，有节操，但是都不愿做官，或者是虽任过官职，最终还是辞退隐居了。这些人既有共同点，但具体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范晔在《逸民传序》中这样表述他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或疵物以激其清。”由于这一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退隐，所以范书以后各史，多称《隐逸传》，只有《齐书》称《高逸》，《梁书》称《处士》，《魏书》称《逸士》而已。为什么范晔创设这个类传后来史家都继之而不绝呢？这就说明是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封建史家为这一部分人树碑立传，加以称颂和表扬，事实上也就是对封建统治者赞颂。孔子在《论语》中早就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因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够注意提拔逸民的君主，就被认为是贤明的君主，在地方官吏中能尊礼逸民的人，也是可以提高本人的官声的。这样一来，逸民本人的身价也就提高了。因此争做逸民者就大有人在，为逸民立传也就代有其人了。
    本来作为逸民或隐逸者来说，他们多数具有丰富的学识，高尚的修养，又不汲汲于名利。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存在，既不会影响统治地位的巩固，甚至还可以利用他们来收买人心，笼络群众。但是在范撰《逸民传》中，也收入了几个批评皇帝和官僚的隐士。这是其他《隐逸传》中所未见的。如在《汉阴老父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延熹中，汉桓帝出游，抵达沔水边时，当地的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但是有一位老翁却不去，仍在田间照常劳动。尚书郎张温感到很奇怪，就派人去询问他为什么不去看热闹，老者笑而不答，于是张温亲自走到田边去找老者谈话。老者说：“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圣王宰贡，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这种公开指责当时的皇帝奴役百姓、纵情游玩为可耻的言论，代表了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心声。范晔把这种史料收入到《逸民传》中来，说明他多少带有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境。由于范氏是私人修史，所以顾忌就少一些。后世纪传体史书多为官修，许多不利于官家的话，自然就不能随便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