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西方各国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日本起步较晚。一八六八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一次与封建阶级妥协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它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使政权从封建领主阶级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化的下层武士手里。明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明治维新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对内残酷剥削工农群众，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因此，在战后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进行民主改革，摧毁封建主义、军国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当务之急。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的压迫，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在日本没有充分发展，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日本也未曾实行过。战后，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政治思想对日本社会的改造，使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所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尽管战后的日本民主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进行的，但“非军事化”、“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在《波茨坦公告》中已明确规定，反映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要求，也体现了战后世界人民争取民主的大潮流。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盟军统帅部约会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下达了实行五大制度改革的指令，②拉开了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改革的序幕。改革以占领军为主导，日本政府具体实施，主要的改革并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以下几项：
    1、否定天皇专制制度，修订新宪法
    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是日本国体的核心问题。明治维新后，天皇成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并被“神化”。一八八九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开宗明义地宣布：“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元首，拥有裁决法律，拟定法律的权力；军队归天皇统帅，议会是对天皇负责的附属品；内阁的组成由天皇决定。由军阀组成的参谋本部，直属于天皇，在决策方面具有极大的权力。天皇制是日本政治制度的基础，必然成为民主改革的首要目标。
    四五年十月，盟军总部允许人民“自由批判天皇制”，十二月十五日，下令“国家和神道分离”，四六年一月一日，天皇向全国人民宣布“天皇神格否定宣言”，第一次把自己降为“人”，这在精神上对日本人民是一次大解放。四七年四月三日，新的《日本国宪法》正式施行。从总体上说，这是一部反封建、反军国主义、反战争的和平宪法，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这部宪法尽管是在外国人的参与下修定的，但得到了日本国民的认可，并为战后日本各届内阁所恪守，这就使得日本的政局几十年来相对稳定，这对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2、农地改革
    战前，日本农业非常落后，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治维新触及到土地问题，但很不彻底，少数地主仍占有大量土地。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大批自耕农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纷纷破产，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但兼并了土地的地主、商人、商利贷者，并没有去经营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而是把土地分成小块，租佃给破产的农民耕种。由于日本的地租历来很高，同时，日本资本原始积累不足，银行利息和工商利息都很高，地主宁愿把地租收入存入银行或投入工商业坐吃利息，也不愿投资农业。由于农业的分散、落后，封建性很浓厚，造成了整个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工业发展很快，但农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国内市场狭小，农民生活很贫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必然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因而，农地改革在日本战后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农地改革从一九四七年开始至一九四九年结束。农地改革法案规定出租土地一公顷以上者为经营地主及寄生地主，一公顷以上的租佃土地强行收购，一公顷以下租佃土地的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农产品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并规定了很低的收购价格（以后由于通货膨胀，近乎无偿）。农地改革使地主被迫交出一百九十四町步（一町步合0.992公顷）土地，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七，其中大部分转到了农民手里。农地改革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瓦解了农村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寄生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迅速消失，铲除了军阀主义、法西斯主义存在的最重要的土壤，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日本农业迅速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3、解散财阀和对军国主义分子进行整肃
    日本的财阀形成和发展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德川幕府时它们就是巨商富贾，以后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下，成为享有特权的“政商”，发展到近代垄断资本后，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财阀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重要支柱，也是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有力支持者。战争大大加速了财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它们发了大财，战后，要使日本经济生活民主化，解散财阀势在必行。
    四五年十一月，盟军总部发出冻结三井、三菱、住友等十五个大财阀的资产，四六年四月成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强制拍卖，处理财阀及控股公司掌握的股票，切断资本内部的相互联系，解散控股公司，限制持股额，使股权分散。四七年九月，解散了三井物产公司和三菱商事公司。在此期间，还公布了针对财阀的《禁止垄断法》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与此同时，还对政府机关、企业、各社会组织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同情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整肃，解散了一千三百多个组织，开除了近二十万人的公职。解散财阀在于打破家族主义的经营方式，促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造成一个竞争、开放的经济环境；大规模整肃则意在刷新战后的人事制度。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使这两项改革有些虎头蛇尾，但毕竟都程度不同地打击了日本原有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势力，并为一代新型官僚和新型企业家登上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舞台铺平了道路。这批人不是凭借家族特权，出身门弟，而是靠个人才干，知识能力大显身手。他们是战后日本复兴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努力，开创了所谓的“经济战国时代”，日本的经济起飞，也正是在他们手里实现的。
    除上述几项改革外，日本还进行了“劳动改革”。从四五年到四七年，先后颁布了《工会法》，在日本破天荒正式承认了建立工会的自由和工人团结斗争的权利，这是战后经济民主化的重要基础。在文化教育领域，采取了美国“六·三·三·四”的教育制度，禁止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在军事上，解散了军队，停止了服务于战争的军工生产，日本的军费开支从此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以下，这就腾出了大量资金发展经济。所有这些改革，汇成了一股潮流，冲击着日本原有的旧制度，使日本从封建法西斯军国主义时代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人们将之称为“第二次“明治维新”，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