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刚刚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桎梏中挣脱出来的日本，身上还带着不久前美国对手留下的处处伤痕，为什么能较快地接受来自大洋彼岸的文明，使欧美色彩很浓的政治制度、民主观念，思想意识，在日本扎下根来。有人将之归结为美国的占领政策，认为正是占领军强制地推行民主改革，才使改革得以一步步进行，并取得成功，似乎完全是美国在战后拯救了日本。在这里，有必要剖析一下，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实质。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开始主要是企图彻底削弱日本，最大限度的打垮这个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对手，这也是战后初期日本政治、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随着战后美、苏对立加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在中国的节节胜利，美国依靠国民党反动派“遏制”共产主义的希望破产后，才把目光转向日本。因此，占领政策的重点转到了扶植、帮助日本，使之成为稳固的反共堡垒，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美国在战后日本民主改革中采取的各项措施，无一不和这一基本思想有关，这也造成了许多改革的不彻底。诚然，占领军的地位和绝对权力，就外部条件来说，对民主改革的推进在客观上是起了作用，但仅凭此是绝对培育不出今天的“经济巨人”的。另一个亚洲岛国菲律宾，早在本世纪初就在美国的接管之下了，尽管美国在那里经营了近半个世纪，菲律宾的社会政治经济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因此，一个民族的素质、精神、传统，是其他条件得以发挥作用的广阔基础，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富有成效，这与日本民族本身的三个因素有着特别重要的关联。
    第一个因素--引进文明的历史传统。
    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中说：日本所以能迅速的接受外来文明，来自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
    日本是一个岛国，处于四面环海，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地理条件下，这使日本比较注意对外开放。容易形成门户开放、引进文明的民族的心理。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日本的封建经济类似中世纪欧洲的庄园领主式经济，政治权力相对分散，意识形态易多元化，这也造成了日本对外来文明能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谁先进就向谁学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强大的国力，先进的科学技术，灿烂的文化，使日本人向往不已。他们跨过大海，来到中国，虚心学习，把中国先进的文明带回自己的祖国。1853年，美国舰队凭武力打开了日本的门户，接踵而来的是英、法、俄、荷等西方列强。面临着军舰、大炮而来的西方文明，日本人清楚的认识到：只有“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才能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于是日本“无所畏惧地放弃了长期爱好的习惯，引进了外国文明”。③明治维新之初，益管国内局势还不稳定，但日本还是派出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臣，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西方列国，考察各国的现状，学习它们近代的先进经验。回国后，明治政府根据他们的报告，提出了“殖兴产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全面展开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引进工作。如果没有引进文明的果断决策，很难想像日本不重蹈印度或中国清政府的覆辙。向西方学习，不仅维护了民族独立，而且使日本成为了世界强国。
    有人将日本战后的改革称为“不流血的革命”，确实如此。尽管改革开始时措施大刀阔斧，步骤雷厉风行，但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严重骚乱和反抗，日本人民总的来说是平静地接受改革。这一点，连占领者也感到十分惊讶。毫无疑问，日本民族引进外来文明的传统为和平地进行改革创造了极重要的条件。长期以来，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对外开放，日本对西方文明一直十分关注，注意汲取。西方的民主思想、政治观念、竞争精神、商业意识，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理解和接受。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板垣退助，片冈健吉领导的自由民权运动，则在全社会的范围传播了西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战争，并没有将沉淀在日本人心理中的这种意识抹去。所以，当改革的方案接二连三的出现时，日本人是习惯的，态度是从容的。
    经济的发展，西方文明的潜移默化，使日本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个“具有极强的求知欲，厌恶家族主义束缚，爱好个人主义”④的新阶层。他们在战后崭露头角，十分活跃，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如吉田茂、池田等在战后的日本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熟悉西方，欣赏欧美民主，同时，他们又是在日本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了解日本的国情和民族特点，具有日本官吏精干得力、训练有素、随机应变的特点。对占领军的指令，他们总是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在具体实施中予以调整、修正。高效率，运转灵活的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连续性，使之在日本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