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7世纪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一次宪政革命。这次革命历时近一个世纪，整个过程虽然没有法国革命那样剧烈的跌宕起伏，但也有“起承转合”，充满了斗争与妥协、曲折与反复。以往的有关论著因受极左思潮和片面僵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总是过分强调社会的矛盾性、对立性，而忽视社会的统一性、合作性。在描述英国革命时，总认为革命阵营议会和反革命阵营国王之间的对抗具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不可调和性，因而往往绝对地肯定议会一方的斗争，而且斗争越激烈、要求越激进，肯定的力度就越大，而对于革命阵营中的温和派、保守派及其试图与国王妥协的要求和行动，总是大张挞伐。所以，学习完英国革命后读者往往得到这样一种思想教育：只有死不妥协、斗争到底才是真正的革命英雄，否则就是不齿于人类的懦夫、叛徒。这种逻辑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对斗争不能持绝对否定的态度，因为没有斗争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应该否定的只是无限制、无休止的斗争。另一方面，妥协也不能绝对肯定，如果放弃原则，妥协过头，就可能错过历史发展机遇，甚至会导致历史倒退，所以，只有适度合理的妥协才是应该肯定的。总之，斗争也好，妥协也好，都应该掌握好一个“度”，也就是将斗争与妥协、冲突与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过，要恰当地把握好二者的“结合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既需要必要的客观环境条件，更需要历史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理论的指导。所幸的是，近年来出现的博弈论能够为我们提供方法论方面的帮助，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就是以冲突与合作关系中的对策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本文就是运用这一理论来重新审视和诠释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一种尝试。
    博弈论（game theory）最初是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由美国数学家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在1944年发表的合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首先提出，他们主要探讨的是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博弈与合作均衡现象。进入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连续发表《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0）和《非合作博弈》（1951），将研究重点转向非合作博弈现象，提出了非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均衡概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博弈理论。1994年，纳什和其他两位博弈理论家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博弈理论得到了科学界最高权威的肯定。此后，博弈论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法学、史学等许多学科研究，成为当今最走红的方法论之一。
    博弈论是在棋弈、桥牌游戏规律的启发下运用数学方法构造的一种行为科学理论，它研究的重点是各个理性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后果问题，即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博弈参与人如何针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作出相应的对策选择问题，所以，博弈论又叫对策论。若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来区分，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的发生源于博弈主体单方面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目标，而实现合作博弈的前提则是博弈主体在首先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到对方的利益。若从博弈的后果特征来区分，可分为正和博弈、负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正和博弈的结果可用“互惠互利”、“皆大欢喜”来形容；负和博弈的结果可用“两败俱伤”来形容；零和博弈的结果可用“此消彼长”、“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等术语来形容。从功利主义角度讲，负和博弈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害无益，是应当尽力避免的。零和博弈的结果具有非均衡性和非稳定性，往往导致“以牙还牙”、循环往复，所以从长远利益看，对双方也都是不利的。就博弈参与各方的整体利益来说，正和博弈的结果是最为理想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