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英国宪政革命的阶段博弈分析
    回顾近一个世纪的英国宪政革命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生动形象的迭演博弈（repeated game）的动画长卷。其中，既有非合作博弈，又有合作博弈，既有零和博弈，又有正和博弈，而且，除了正常形态的博弈外，还有非常态的畸形博弈。但从总体上看，整个过程呈现出从非合作到合作、从零和到正和、从畸形到常态的发展趋势，最后以合作的正和博弈而告结束。根据博弈主体及其行为特征的变化，从1603年到1688年间的迭演博弈过程大致可划分为6个阶段。
    1603年到1640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尽管偶尔出现合作博弈，但大量和主要的是非合作博弈。博弈首先围绕宗教问题展开。当时，英国的清教运动正如火如荼，清教徒们一度幻想国王能支持他们的宗教改革主张，组织千名牧师上书请愿，要求国王进一步清除国教教会中的天主教残余，包括取消主教制。国王认识到“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不但坚决予以拒绝，而且支持以大主教劳德为首的“高教会派”，大力加强主教的权力和宗教仪式主义。于是，清教徒们便转而寻求议会的支持，所以宗教问题成为议会与王权斗争的焦点之一。财政税收问题是另一斗争焦点。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极度困难，多次召开议会要求征税。议会因不满政府政策，几乎每次会议都要求“先纠正弊政、再讨论拨款”，致使国王政府和议会之间经常陷入僵局。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国王总是蛮横地宣布解散议会，然后强行征收各种非法捐税，违抗者则被逮捕。1610年，商人议员曾建议签订一份“大契约”，通过商业交易方式解决财政冲突，由议会每年拨款20万镑，换取国王放弃封建捐税和优先采买权，但由于国王要求再追加10万镑，议会难以接受，使这次协商解决财政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3]（p.296）
    由于每次讨论征税案时议会总会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由此又引发出言论自由等议员特权问题。国王认为，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国王的专有权力，不属于议会的讨论范围，所以总是压制议员的辩论自由，多次将批评政府的议员逮捕入狱。对此，议会坚持自己有权不受限制地议论国事，声称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自由，不亚于土地和物品财产权”。[4]（p.273）议会还试图影响和控制政府政策，例如，1621年议会反对与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联姻，要求介入大陆“三十年战争”，支持新教集团，在1624年通过《反专卖制度法》，规定除具有鼓励发明作用的专利项目外，对其他一切专卖行为将根据普通法准则进行审查等。该时期议会还对国王的亲信大法官培根、财政大臣克兰菲尔德和白金汉公爵提出弹劾，显示出议会希望政府大臣对自己负责的政治诉求。
    总的看来，该时期的宪政博弈集中在具体问题上，并以议会抵制国王滥用特权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实质是议会与国王争夺国家最高主权。由于国王依靠强大的优势地位，极少让步，结果导致非合作博弈一轮接一轮反复进行，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王权与议会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后，混合君主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出现了1629-1640年长达11年的“无国会”统治。
    从1640年长期国会召开到1642年内战爆发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长期遭受压抑的国民不满情绪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议会向王权展开积极主动的进攻，而国王则迫于形势，接连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所以一度出现了合作博弈的势头。如国王批准了对斯特拉福和大主教劳德的弹劾案，将他们处死；签署了《三年法案》，答应每三年召开一届议会，未经议会本身的同意不得被解散；同意取消了吨税、磅税、船税、骑士捐、国王优先采买权等未经议会同意的非法税收；撤销了星室法庭、高等委任法庭、北方法庭、威尔士边区法庭等特权法庭。这些合作博弈成果，削弱了国王专制的财政来源和法律手段，使议会和普通法的权威得到提升，把英国拖离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发展趋向。但由于议会还未明确提出主权要求，不打算改变国王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尽管议会反专制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很少触及根本制度的结构改造问题。从总体上看，议会和国王的权力关系在这一时期还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时期国王之所以采取合作策略，主要是苏格兰起义带来的巨大政治军事压力，迫使国王不得不通过让步来换取议会的财政支持。然而，不管国王如何的不情愿，但只要这种合作博弈能够持续进行下去，英国有可能避免后来的流血内战，提前半个世纪就能和平地迈入宪政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