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登上皇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使沙俄的对处侵略扩张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十八世纪后半期，沙俄逐渐搞清了千岛的情况，担心日本势力将遍及千岛全岛，便企图抢先下手，将千岛攫为已有的同时，沙俄为了便于向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补给物资，以代替成本高昂的从遥远欧洲的运输，也迫切需要同日本北部建立通商贸易关系。为此，沙俄伊尔库次克总督布里尔，于1772年命令驻堪察加司令马·贝姆，要他派出伪装成民间狩猎船只的探险船，前往南部千岛，调查那里的地理、物产及资源情况，画出准确的地图，并把当地阿伊努人编入俄国国籍。如果可能，还要前往厚岸和松前，探询同日本缔结通商条约的可能性。
    1777年，伊尔库次克商人德·沙巴林等乘船到达得抚岛。次年，又分乘皮筏，经择捉、国后，到达根室集市的纳釜府。沙巴林向松前藩巡管当地官吏新井田大八递交了贝姆的信函。1779年，沙巴林等再次前来，松前藩官吏答复称，“不仅禁止在松前进行贸易，而且禁止前来择捉岛和国后岛。如需米、酒等物品，希自得抚岛派遣千岛人前来，我等当可通过他们，提供所需物品，俄国人自己则不可前来。如果希望进行贸易，则可前往各国人汇集之长崎”⑩，依然拒绝了俄方的要求。史实驳斥了所谓“俄罗斯人是发现和开发千岛群岛的先驱者”（11）的说法。
    当然，千岛原来的主人是当地的阿伊努人，日本人只是以后才来到这里，并主要在属于南部千岛的国后、择捉等岛屿上从事渔业、商业活动，对北部千岛还没有实行有效的统治。但是，沙俄殖民势力来到千岛，并把它作为新“发现”的“无主”土地加以占领，则是在此一个世纪以后。
    十八世纪末，英、美等国的贸易船只也竞相来到西北太平洋。它们以澳门、广州等地为据点，开辟了同阿拉斯加之间的直通航路，以中国和欧洲的日用品换取当地的贵重毛皮，再运往中国销售，攫得了惊人的高额利润。沙俄为了缓和内部争斗，共同对抗这一挑战，以维持自己在北太平洋的霸主地位，便于1797年建立“联合美洲公司”，作为统一的殖民机构。1799年，沙皇保罗一世又敕令撤销“联合美洲公司”，并新建直接置于沙皇保护下的“俄国美洲公司”，即俄美公司。它虽然名义上是商业企业，但实际上是“沙皇政府在一切不便以它自己的名义出面的特殊情况下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最忠实、可靠的代理机构”（12）。包括沙皇及皇族在内，有许多贵族和富商成为它的大股东。沙俄政府给予这家公司的特权是，以二十年为期，在北纬五十五度以南的美洲西北部、阿留申群岛、千岛等地，进行狩猎、贸易及开拓殖民地的活动。
    英、美等国由海路把毛皮运往广州等地，船只往返航行一次，一般只需五个月，时间短而获利大。俄美公司则是把毛皮从阿拉斯加运抵鄂霍次克港，再由陆路运至恰克图，卖与中国商人，一次行程即需二年，甚至更长时间。（13）沙俄政府从遥远的欧洲向远东殖民地，如荒芜的西伯利亚等地运送粮食等物资，也需花费很高的成本和很长的时间。例如，在接近鄂霍次克的一千俄里路程中，连马车都不能通过，夏季虽能利用勒拿河水运，但在冬季的八个月中，只得依靠马匹驮运。为此，每年需动用四千匹马，而且中途损坏丢失严重，价格高达欧俄地区的五至八倍。（14）凡次种种，都反映了沙俄在同英、美等国争霸时所处的劣势。为了在北太平洋地区同其他西方国家抗衡，沙俄必须开辟一条以日本为中继站的同澳门或广州之间的航路。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沙俄两次派遣使节前来日本，要求开展通商贸易，都遭到幕府的拒绝而以失败告终。多年以后，一个沙俄分子还惋惜地说，当时俄国“如果在太平洋上拥有强大的舰队，能对日本贯彻自己的主张，则谈判将会得到另外一种结果，五十年后培理率领美国舰队实现日本开国的荣誉将归于俄罗斯”。（15）其实，享有用武力打开日本大门“荣誉”的，仍然是沙皇俄国。
    1805年7月，列扎诺夫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鼓吹倾俄美公司全力， 速造船舰，聚集兵员，以为“不断破坏和拘捕日本舰船，则不安之日本人必将强烈要求其政府允许与俄国贸易”（16），从而达到迫使日本打开大门的目的。沙俄海军舰长克鲁逊什特恩也叫嚷，“以欧洲的一只小军舰，即足以轻易地歼灭日本的大军”（17），以为在举手投足之间，即可占领武备松弛的日本。
    根据列扎诺夫的指示，在俄美公司服役的现役海军军官赫沃斯托夫上尉和达维多夫少尉，便于1806至1807年间，率领舰只骚扰了千岛、库页岛及北海道附属岛屿礼文岛和利尻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所不为。例如，在千岛群岛的择捉岛，沙俄军队向岸上开炮，并强行登陆，日本守军虽开枪还击，但因缺乏弹药，终陷于被动。沙俄殖民者乘势进攻，“炮声如雷，弹丸如雨”（18），日本守军腹背受敌，终于被迫转移至国后岛。俄军冲入官署，夺取武器及食器、被服之后，又将官署、仓库等建筑物悉数烧毁。如此肆虐，却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誉为具有“卓越的勇气”（19）而逍遥法外，正充分暴露了沙皇俄国这个“东方民族的恶魔”（20）的真实面目，而将这说成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对阿伊努人和日本人的人道态度”（21），则无异于是为沙俄的暴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