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罗斯福于1945年4月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时， 德国法西斯的崩溃指日可待，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也已成定局，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基础日渐消失，美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分歧日益表面化。杜鲁门一反罗斯福生前重视同苏联协调的作法，使美苏关系趋于紧张。美国统治集团认为苏联是阻碍他们战后称霸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力量，如何排除苏联在远东的影响，成为他们考虑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是他们修改对日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1945年5月1日，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在三部协调委员会上提出：“对于俄国在远东的影响，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要不要有一种力量来对抗其影响？如果有必要，那么这个力量应该是中国，还是日本？”⑦从他关切“我们究竟要把日本打击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呢？换句话说，是不是要把日本也按照摩根索的办法处理一番--把它的整个工业潜力都摧毁掉？”“日本解除武装之后，我们是否考虑把它重新接纳到国际大家庭中来？”⑧可以看出，美国统治集团已有意让日本成为在远东抗衡苏联的力量，为此不惜放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以在战后保存日本的部分实力。
    这次会议后，格鲁就要杜曼起草对日劝降文告。格鲁本人一向认为“天皇可能是日本能起稳定作用的唯一力量”，⑨他还认为，日本人投降的主要障碍是天皇制问题，如果美国对保留天皇制作出明确保证，就能够促使日本投降。因此，在劝降文告的草案中写上了日本的“政权形式可以包括现行皇统之下的君主立宪制”⑩的条文。
    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也由罗斯福当政时支持中国联合抗日变为扶蒋反共，谋求战后单独控制中国的政策。
    对日、对华和对苏政策是美国远东战略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这三项政策以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为转机，几乎同时由积极变为消极，由进步转向反动。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杜鲁门政府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即已开始着手推行在战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重要表现。
    杜鲁门在对德胜利日（5月8日）发表对日声明，要求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从而对“无条件投降”这个概念的含义作出了限制，使它仅仅针对日本军队，而不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部国家机器。他在声明中说：“日本武装力量的无条件投降，对日本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这意味着那些把日本推向今天这个灾难边缘的军事领袖们的影响的终止。这意味着兵士和水手行将回到他们的家庭、田园和工作岗位。这也意味着日本人今天的苦难的终止和胜利迷梦的破灭。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或是奴役日本民族。”（11）杜鲁门的劝降声明含蓄地向日本统治集团暗示，只要他们向美国投降，美国准备放宽条件，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
    从5月8日到8月4日，美国政府发言人、海军情报部副部长扎卡赖亚斯上校连续发表定时日语广播讲话，利用他在战前同日本皇室和各界要人的广泛交往进行诱降。他宣扬美国是一个“仁慈胜利者”，呼吁日本从速与美国实现“体面的和平”。他还暗示，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苏等国在决定日本投降条件方面的发言权将会增大，这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12）扎卡赖亚斯的对日诱降广播，进一步公开暴露了美国企图排斥苏联影响，剥夺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合法权利，单独把持对日受降事务，以便独占日本的野心。
    5月下旬，格鲁向杜鲁门建议发布对日劝降文告，由美国保证“允许保存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换取日本向美国投降。这一建议正中杜鲁门下怀，杜鲁门誉之为“真知灼见”，并指示格鲁征求有关部门的同意。（13）6月18日， 三部协调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了对日劝降文告草案。杜鲁门决定将它留待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发表。但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一个月左右，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就将美国有意维护日本天皇制的打算透露给日本谈判对手，敦促日本在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之前向美国投降。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充分发挥自己对日本的物质技术优势，实行以海空作战为主，辅以封锁日本、断其供应的战略，力求避免在亚洲大陆上进行伤亡重大的大规模地面战役。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就是基于让苏军去对付大陆上的日军主力，减少美军伤亡，使美军集中全力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考虑。罗斯福为此煞费苦心，直至在雅尔塔会议上牺牲中国东北的领土主权换取斯大林同意出兵参战。杜鲁门上台后虽然无意于同苏联改善关系，但对争取苏联出兵参战一事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特意起用罗斯福的心腹霍普金斯赴苏，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落实此事。霍普金斯同斯大林会谈后，于5月28日报告杜鲁门， 斯大林“打算同意较温和的媾和条件”，同时“期待着俄国将分享对日本的实际占领”。（14）这就表明斯大林此时也已无意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分享战胜日本的胜利果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更急于达到在苏联出兵前使日本单独向美国投降的目的，为此一面在攻占冲绳岛的同时，加强对日本本土的海空袭击，以战迫降；一面抓紧进行诱降活动，甚至不惜背弃罗斯福生前首倡、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制订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政策。
    英国在对德胜利之后，也无意坚持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因为英国即未提供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处理日本问题也较少牵涉到英国的根本利益。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曾几次劝告杜鲁门“不一定要严格坚持‘无条件投降’”，以避免“美国人生命的巨大损失，以及在较小范围内英国人生命的损失”。（15）英国皇家关系学会亦在一份题为《战败时期的日本》的备忘录中主张维护“包括皇室贵族的代表”在内的日本统治集团的政权，以防止“政治骚动”，实现“稳定”和“均衡”。（16）英美两国对处理日本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7月26日，以美、中、 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格鲁主持炮制的对日劝降文告草案就是《波茨坦公告》的底本。对于美国提出的草案，杜鲁门在波茨坦仅同丘吉尔进行了认真讨论，两人看法完全一致。中国虽然名列三个发布国之一，实际上仅在公告发布前夕才由美国驻华大使匆促通知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发动内战，急于得到美国的支持，附合美国的政策。苏联则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美国也不愿让苏联在对日政策方面发挥影响作用，因此并未参加对公告草案的讨论。《波茨坦公告》遂在美国包办下问世了。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少人反对美国公开承担维护日本天皇制的义务，认为这样做对日本过分绥靖，这就使以格鲁为首的“日本帮”不便继续公然坚持维护日本天皇制。杜鲁门和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出于策略考虑，也认为不宜过分暴露同日本妥协的意图，以免遭到世界民主舆论的抨击，并加剧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避免直接提及天皇制的存废问题还使美国手中握有一张同日本讨价还价的王牌。因此在公开发表的公告正式文本中，删去了草案关于日本的政权形式可以包括现行皇统之下的君主立宪制这一维护天皇制的提法，代之以“欺骗及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17）这些笼统而灵活的提法，其中毫无废除天皇制之意，却为今后保留天皇制留下了余地。
    由于顾忌世界反法西斯民主舆论，同时日本尚无及早投降的迹象，美国本身的利益要求进一步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以迫使其就范，因此在《波茨坦公告》中对惩处日本战犯，使日本实现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规定，重申了《开罗宣言》的一部分重要条款，使公告成为制裁日本军国主义，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文件。这是《波茨坦公告》的积极方面。对此，战后已作出了充分肯定的评价。但以往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是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则是一种误解。这个公告实际上是要求日本在一系列具体条件下投降的最后通牒性质的文件。
    反法西斯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首先是针对敌人的，然而对盟国本身也具有约束力。无条件投降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敌人尚未投降之前不应当对它提出或许诺任何条件，更不应由此而承担任何义务。盟国对法西斯德国就是这样做的，（18）从而粉碎了纳粹头目企图讨价还价，分裂盟国，实行东拚西让的阴谋。而《波茨坦公告》则在日本尚未投降之前，就公布了“吾人之条件”，事先对日本披露了盟国的具体要求，既使日本有可能进行讨价还价，又使盟国因此承担了某些义务，从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而不符合无条件投降政策的上述基本原则。同时，由于美国的策划和把持，公告按照杜鲁门“五·八劝降声明”的提法，只要求日本武装部队投降，却允许日本政府继续行使权力。根据公告的有关规定，日本投降后，其军国主义国家机器除军部之外，绝大部分得以保留，也是违背无条件投降政策精神和公告本身关于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要求的。这与盟国不承认德国任何中央或地方政权机构，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和管制的严厉措施相比，美国有意庇护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连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等人也认为《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建议日本有条件投降。盟国在公告中提出的条件比过去坚持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后退了一步，比《雅尔塔宣言》中的对德条件要温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