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22年上半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中国社会的新认识。在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已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11）]。在这种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认识的基础上，文件又提出了要进行“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到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12）]的斗争任务。这表明党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特点。
    3、中共“二大”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上使用“半殖民地”的提法，并认识到中国社会具有封建性。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的基础上，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对中国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而发生的社会变化有了进一步认识。“二大”决议案指出：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的国家……”[（13）]
    又指出：
    “经济落后的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场和糜烂区域。”[（14）]
    “二大”宣言也指出：
    “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15）]
    在以上论述中，“半殖民地”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文件上，说明对此已由个别人的认识变成了全党的认识。不过，这一概念仅出现一次，而且与“半独立国家”、“共同的殖民地”等概念混同使用，说明对此的认识还具有不确定性。
    “二大”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是这样认识的：
    “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16）]
    这段话，认识到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仍具有严重的封建性，而资本主义还并不发达，这比起“一大”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虽然此时还没有使用“半封建”的表述方式，但这种涵义已初步表示出来。
    “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正因为如此，“二大”才能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良好开端，也为后来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奠定了良好基础。
    4、中共“三大”决议案两次使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表述方式，此后“半殖民地”的提法逐渐得到确定。
    如果说，中共“二大”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带有一定随意性的话，那么，中共“三大”则开始逐渐把这一概念确定下来。
    “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现状的认识日趋明晰。1922年9月，蔡和森在《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中，不但使用了“半殖民地”一词，还初步论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
    “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家了。”[（17）]
    在“三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在广东高师所作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讲演中，对“半殖民地”的涵义做了比较透彻的论述：
    “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何以呢？你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因有北京政府的名义存在，还不算是完全殖民地。若一旦撤销北京政府之承认，实行国际共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18）]
    这段话，清楚地认识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区别，不再象“二大”那样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混同使用。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会发生对全党的影响。因此，在党的“三大”决议案中，就两次使用了“半殖民地的中国”[（19）]的表述方式，说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比较清楚。“三大”之后，中共主要人物都较确定地使用了这一概念，典型的如李大钊在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上发言时说：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