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也指出：由于列强“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21）]。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孙中山将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重新解释，由简单的反清排满上升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国共合作实现后，随着国民革命运动逐渐走向高涨，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半殖民地”一词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从而逐渐成为术语而固定下来。
    5、1926年，蔡和森首次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合在一起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注意总结革命实践中所提供的新鲜经验，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同盟军以及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在这当中，蔡和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方面，做出了尤为显著的贡献。
    如前所述，蔡和森早在“二大”之前，就在党内第一个提出了“半封建”的概念。“二大”之后，他又于1922年9月和1923年1月两次撰文指出：中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22）]。尽管他这时所说的“半封建”还只是针对当时中国不民主不统一不和平的政治现状，没有涉及经济领域，但是“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却是走在了全党的前列。而且，也如前述，他还是较早赞同和使用“半殖民地”概念的领导人。由于有这个基础，使得他能够最先把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考虑。他在1926年底给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员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中，在阐述中国社会现状及党的任务时说：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23）]
    接下来，他又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各阶级”[（24）]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在这里，他分别使用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两种表述方式，说明在用语上尚未定型化。但他力图用一个概念来揭示中国社会的双重性质，这是具有首创意义的。当时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方面，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合在一起阐述的，仅此一例，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党内的最高水平。
    6、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六大”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半封建状况没有改变。
    还在大革命失败前，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托洛茨基派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而资本主义关系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25）]，断定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等多数派则认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还有许多封建制度残留着”[（26）]。后来，斯大林又论述中国有两大特征：其一，“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其二，“封建残余”的压迫。[（27）]斯大林虽然把封建势力看作是一种“封建残余”，但他强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这种比较接近实际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起了正确的指导作用。在国内，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统治在全国的建立，引起人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在大革命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此时又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遥远的将来，由此得出了取消革命的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怎样看待蒋政权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向等问题，认识也很不一致。而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阐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六大”决议案指出：
    “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中国经济的特点，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28）]
    又指出：
    “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剥削，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29）]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基于这种认识，决议案又做出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30）]的正确结论。这些正确的论断，澄清了党内的混乱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方向。
    7、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第一次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阐述。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早期探索，在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国情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初步认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早期探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就是笼统判断多，系统论述少；对政治现象分析多，对经济实质分析少。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同时又都是党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始终处身于残酷而紧张的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无法在时间和资料等方面获得一个合适的研究环境。但是，这种不足毕竟留下了理论上的缺陷。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御用文人“新生命派”等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文化“围剿”，正是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为突破口的。他们连续出版书刊，发表文章，鼓吹与托陈取消派类似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全面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驳斥托陈取消派和国民党“新生命派”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也为了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提供严密的理论依据，捍卫党的“六大”路线，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经过深入调查和大量收集资料，从经济结构角度深层次地分析中国现状，第一次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分析。
    第一个从经济角度系统分析中国社会的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1929年，他用了一年心血写出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三部颇有影响的专著，通过引述国内外大量的统计材料，列举各方面的经济事实，对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存在的三种经济成分即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封建性传统经济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作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得出了结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帝国主义经济的支配和封建经济的障碍，并没有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成分，因此，“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31）]，而“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32）]。这样的分析，不仅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