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谈到了周初大分封在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展开了各氏族部落混居与融合的新局面。在所有由周室子弟亲戚分封而后建立的国家那里，不仅有效地将不同氏族血缘关系的人们组织在一个新的共同体内，而且由于不同部族人们的混居造成的对于旧有氏族血缘壁垒的消融，导致在新的共同体内出现了地缘关系的因素。这就是“里”制的产生。即此而论，我们把周初封建视作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领土国家，以及在这些国家实现的郡县制的划分的先声，是完全有理由的。
    谈到宗法制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注意到，由于它使周天子在整个周人宗族结构中保持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使各地周人的宗族，包括各封建诸侯（它们被称作“诸夏”）在周室的统一号令下联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不仅有利于王朝的巩固，也有利于“诸夏”对各氏族部落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促使各氏族部落的融合围绕“诸夏”而展开。以后的华夏民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而华夏民族的产生，又为统一的华夏国家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追根溯源，华夏民族与华夏国家的产生，亦与周初的制度建设有密切关系。
    最后，与宗法制、分封制配合制定的西周礼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亦是令人瞩目的。人们称中华文化为礼乐文化，即显示了周代实行的礼治与德治对于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虽说“周因于殷礼”，但历来都把中华传统文明归结于周，而不归结于商，说明商周二代的礼制是有本质不同的特征的。有人称春秋战国时期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35〕，这是指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充分的开展与升华，我们民族文化的方向亦是在这个时期基本上确定下来的。我们在赞同这个说法之余，更应想到春秋战国文化便直接是在周代的礼乐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与战国政治制度肇基于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致的。李学勤先生说：“中国古代文明，经过相当漫长的酝酿和形成的过程，到夏商而勃兴，至西周而进一步发扬光大，史云文王受命，武王伐商，周公制礼作乐，成为传统上艳称的盛世。古人说周人尚文，孔子曾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的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36〕这段话可以视作是对西周制度文化的性质所做的总结。
    借着纪念王国维的机会，我们对商周之际的变革发表了如上看法。其中有的自是对王国维论点的发挥和引申。这也可以看做是我们对于这位史学大师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的具体态度的体现吧。
    注释：
    〔1〕本文所引王国维语，凡未单独注明出处者，皆出自其《殷周制度论》一文。
    〔2〕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开明书店1933年版。
    〔3〕参阅拙著《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又《禹都阳城即濮阳说》，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11页。
    〔5〕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一116页。
    〔6〕如王培真《金文中所见西周世族的产生和传袭》，载《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又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二章第五节，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8〕《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
    〔9〕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94年。
    〔10〕林沄：《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12〕参阅拙著《封建在我国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13〕据现有资料，西周时期的“里”制最早出现在周人与“庶殷”混居的成周地区，但其它封国亦不能说没有“里”的设置，金文如《史颂簋》铭即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参阅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