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鲁士犹太人争取自身解放的尝试
    犹太人受歧视的社会处境唤起了启蒙思想家们的同情。普鲁士著名启蒙思想家、王国枢密院顾问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认为，“犹太人的解放是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1781年，他发表了《论犹太人民权状况的改善》一书，提出了“犹太人必须完全得到平等权利，他们有能力履行基督徒市民的义务”的口号[6]（P.110）。这部著作的问世虽引起了一场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以及一种“必须改善犹太人现状”的普遍情感，但在腓特烈大帝时代，国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大帝的去世导致了政府的更替。新国王威廉三世通过1787年2月11日的敕令，允许柏林犹太上层人士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因此，1787年5月，他们提出了一份共同拟定的呈文，其中表达了三点愿望：“1.废除强制性的‘犹太隔都’和连带责任制。2.向犹太人开放所有的商业部门和职业。3.废除腓特烈大帝时代增加的所有经济负担。”[7]（P.56）
    当国王将这份呈文交给枢密院时，枢密院顾问们也明智地表示：“谋生手段受到强烈限制是犹太人贫穷和受到民族损伤的主要原因。那种对犹太教经师的严密监控必须废除。为了能召唤犹太人来保卫祖国，必须进行一场关于犹太人法律的改革。”[8]（P.45）1787年夏天，普鲁士政府开始探讨犹太人的兵役义务与立法改革之间的联系问题。为此，枢密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于7月中旬提出了一份名为《优先权与减轻负担》的纲要。纲要指出：“应废除强迫犹太人承担的连带责任，扩大犹太人所能从事的职业部门，并允许犹太人服兵役。”但是，这些原则却受到许多特别规定的限制。例如，“惟有那些祖辈已在商业领域里经营达三代之久的人，才能被允许进行自由贸易”；再如，“在有相当多的基督徒生意人的行当里，对犹太人的开业禁令仍应保留”；又如，“在发生经济犯罪时，犹太人必须缴纳两部的罚金”[8]（P.49）。因此，腓特烈大帝时代的那种歧视性的管理政策仍被延续下来。
    直到1789年12月，柏林犹太上层人士才从国王那里得到这份纲要，他们当然大失所望，并认为“该建议比迄今为止的状况还要糟糕”。因此，他们坚决拒绝兵役义务：“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没有权利接受这些限制”，并表示，“如果这份改革提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话，那么我们请求国王，让我们仍然处于原来的状况之中”。接着，他们表达了“一体化地获得普遍解放”的要求：“我们希望成为拥有与其他臣民同样权利和义务的土著人！我们不仅要求得到生活费用的新来源，而且要求看到我们市民荣誉的确立，以及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代表机构。”[7]（P.169）但是，国家当局却对犹太人的要求置若罔闻。
    此后，犹太人又分别于1795年与1800年向国王提交了两份内容几乎相同的呈文，但在这两份相隔5年的呈文中，他们不再提及像1787年那样的解放要求，只提到废除连带责任制。他们认为，“连带责任制中至少有四点是与作为所有国民法律基础的自然权利相背离的：1.整个犹太人群体为其中一个成员的偷盗和窝藏罪承担责任；2.在破产嫌疑方面的连带责任；3.父母为其死去孩子的债务承担责任；4.最年长者对‘隔都’内成员进行监督的责任”[9]（P.106）。但是，国家最高当局与司法部门认定：“犹太人状况的每一种局部性改革，都会导致犹太人职业可能性的扩大，这必然会造成与基督徒人口新的竞争，也必然会在基督徒人口中引起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有很大的危险性，必须加以避免。”[8]（P.69）因此，它们对犹太人的这两次申诉都严加拒绝，致使犹太人争取自身解放的尝试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