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复辟时代”到帝国建立
    1815年拿破仑帝国倒台后的“复辟时代”，给普鲁士的犹太人带来了两个消极的后果：一是在法国过去占领的普鲁士地区如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等地，通过《拿破仑法典》实现的犹太人市民权被强行取消；二是1812年《犹太敕令》中产生出来的权利在空间上和内容上都受到了限制。
    尽管维也纳会议最后决议中的第16条规定：“为保持现状，在现今个别德意志同盟成员国里已得到承认的权利中，（应该）坚持对（犹太教）信仰者的承认”[11]（P.75），但普鲁士内务部于1817年作出规定，1812年的《犹太敕令》仅在老普鲁士，即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有效，而不适用于其它新省份。因此，在这些总面积超过1815年后普鲁士国土一半以上的新省份里，即从法国手中收复的失地和新扩张的领土上，存在着20多种地方性的犹太人政策，可谓五花八门，但无一不是限制犹太人获取市民权的。
    惟一的例外出现在波兹南，1812年《犹太敕令》的部分内容被直接引入这一地区，是因为这里犹太人口众多，必须推行一项对大量来自波兰的东方犹太人的“教育政策”。1833年，内务部颁布了一项特别法令，根据这项法令，这里的犹太人被划分成两个等级，“被授予国籍者”和“想要授予国籍而又没有获得此项权利者”[8]（P.247）。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只能享有少许的权利，然而“允许”他们不服兵役，作为补偿，他们必须交纳作为特别税的“新兵税”；对于前者来说，1812年的《犹太敕令》基本上是有效的，但他们没有自由的移民权。通过这样的限制，人们想阻挡住东方犹太人不可控制的向西迁徙浪潮。因此，直到19世纪中期，只有不足20%的波兰犹太人成功地争取到了普鲁士国籍。
    这种法律状况的分散性以及统一犹太法的拖延，提供了一副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但这些防护性措施的政治意图却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哈登贝格的改革为犹太人开放了经济之门，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社会机会，但在允许犹太人作为市民担任公职、参与国家管理等问题上是失败的。对于“未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来说，那些真正代表国家尊严的部门是关闭的。
    直到1846年，当自由主义者在各省议会中占据多数，并认为“犹太人的权利必须得到普遍贯彻”的时候，国家立法者才于1847年向新成立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提交了一份统一的犹太法草案，但这个草案中的内容与人们的希望仍然相距甚远[8]（P.248）。因为，根据这个草案，不仅所有地方和国家公职（包括法官、警察和行政职务）对犹太人关闭，而且连教育事务中的职业也不让“未改宗的”犹太人涉足。只是由于这个草案有着“立法上统一”的惟一优点，才使它在联合议会中获得了通过，因而引起了深感失望的犹太人极为强烈的批评。
    如果说这部法律阻碍了民族同化的继续发展，那么随即而来的1848革命对此做出了反应。1848年12月5日，普鲁士联合议会颁布的《特别宪法》，首先承认了“犹太人还缺乏平等地位”的状况，并宣布，“所有的普鲁士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特权，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竞争公共职务”（第4条），“市民权和国家公民权的享有不依赖于宗教的信仰”（第11条）[9]（P.521）。似乎犹太人在法律上的解放已经完成。然而，在革命失败后，普鲁士于1850年1月31日颁布的《新宪法》中，通过一项新条款（14条），将普鲁士国家定义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犹太人再次被排除在所有国家公职之外，甚至还被剥夺了在联合议会中的被选举权。50年代以后，普鲁士国家在犹太人政策上的结论仍然是：“同意犹太人在工商业方面有充分的权利，但不给予他们各项公共职务。”[11]（P.237）公共事务参与上的限制还涉及到中、小学和大学教师的职位，这对于数量不断增长、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因此，犹太人被推向一种“非自愿的自由化”状态中，即他们要想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民，惟有改变宗教信仰。
    对这种犹太人特别法的清除发生在通向1869年北德意志同盟的间接道路上。在《北德意志同盟宪法》中做出了这种规定：“所有那些现存的、因宗教信仰的差别而导致的在市民权和国家公民权上的种种限制都将取消。特别是参与乡、镇地方和省代表机构的资格以及担任官方公职的资格将不再依赖于宗教信仰。”[9]（P.522）这种表述在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里也未加改变地被接受了。至此，法律上对犹太人的解放才总算完成了。
    然而，这个进程并不是由普鲁士来推动的，而是由包括30多个邦国在内的新帝国中的“上院和下院的反对意见”来推动的。对于俾斯麦这位新帝国的宰相来说，帝国的犹太人问题只是一种政治机会，他要想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必须选择这条通过上一级帝国立法的间接道路。但是，普鲁士是这个新帝国中最大的邦国，并领导着这个新帝国，因此它的官僚机构仍然能继续追求它的古老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犹太人面前“保卫”这个普鲁士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