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商人被称为布商（cloth merchant、mercer、dealer）、商人企业家（merchant entrepreneur）或呢绒商（clothier），工匠与其顾客不再通过市场发生联系，商人切断了这些关系。商人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本，用于垫付羊毛、纱线、半成品布的开支，垄断了主要产品的贸易权，资本优势和贸易垄断使13世纪的商人首先控制了城市纺织业。13世纪的英国既有生产规模、生产单位和地理分布范围很大的工业，也有虽然广泛分布，但生产单位很小的工业。大规模工业包括织布、石头建筑、金属和非金属矿石的开采和金属冶炼、制盐、海洋渔业，其中高度组织化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行业有织布业、建筑业和采矿业。在城市织布业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每年生产和销售少量布匹的织工并存，而两者的社会地位和生产组织却截然不同（注：博尔顿：《中世纪的英国经济1150-1500》，第152-155页。）。13世纪中叶的英国城市纺织业已经具有外包工的特点。莱斯特城的企业家亨利·霍希尔和希尔顿控制了织布过程。他们购买羊毛、进行洗涤和染色，将原料分配给梳毛工和纺线工；在全城雇佣织工和漂洗工，监督生产并支付计件工资；最后这些企业家负责在东英格兰的波士顿和圣·艾夫斯市集销售成品，整个过程事实上已经建立在外包工制基础上。伦敦的商人（bureller）督促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修订同业行会章程，规定当织工与呢绒商发生纠纷时不能停工，取消织40码长的呢绒至少需要4天的规定，将圣诞节假日的结束时间从2月2日提前到1月6日（注：米勒、哈彻：《中世纪英格兰：城市、商业和工业》，第112-113页。），将工匠的经济依附硬化成为规章制度的强制。
    城市商人控制产销过程的终极标志是呢绒商的出现。利普森最早研究了城市呢绒商的产生。14世纪晚期，在向城市织布业供应原料的羊毛贩子以及剪绒、织布、漂洗和染色等工序的师傅中，某些人转变为统管呢绒生产与销售整个过程的呢绒商，呢绒商与师傅形成家内制的雇佣关系。呢绒商供应羊毛和收购布匹，以前的师傅仍然在自己作坊并使用自己工具进行生产，但他已经丧失了对原材料和销售的控制权，沦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计件工资劳动者。呢绒商地位上升，曾从事织布业的坎特伯雷市长，生活得像一个绅士。在英格兰西部，呢绒商被称之为“绅士呢绒商”（注：利普森：《羊毛及其纺织简史》（E.Lipson,A Short History of Wool and Its Manufacture），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1953年版，第49-50、56、68-73页。）。从此，商人与工匠形成真正的雇佣关系。工匠在家中从事劳动，这种雇佣劳动具有“家庭”（domestic）性质。在其中居核心地位的商人叫“包买商”（Verleger），因而它在德国被称为“包买商制度”（Verlagssystem）。以上两词很难译成法文、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英文译成“外包工制度”（output system）。外包工工场在农村的推广是中世纪晚期工业组织变革的尾声。卡勒斯-威尔逊认为漂洗水车是纺织业转移到农村的催化剂，但反对意见像英国13世纪的水车一样多（注：博尔顿：《中世纪的英国经济1150-1500》，第157-158页。）。该论点的缺点是将工业转移的原因过于简单化。工匠向农村的迁徙最早发生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漂洗水车不是主要原因。当时越来越多的城市交不起承包金，拖欠和逃税现象愈演愈烈。城市织工既要拼命维护他们在城市工业生产中的垄断权，又不堪忍受国王和城市政府像挤奶牛一样在经济上对他们的榨取。当亨利二世提高承包金（farm）时，温切斯特城的织工便迁徙到农村。商人在迁徙问题上持积极态度。城市的商人和工匠对农村工业的态度经常是对立的，工匠捍卫自己垄断城市工业生产的权利，以减少农村工业的竞争；商人更关注如何使利润最大化，而由谁生产并不重要。从布匹生产成本看，漂洗占7％-12％，纺织占30％-40％（注：纺织业各工种的成本比例详见米勒、哈彻：《中世纪英格兰：城市、商业和工业》，第96页表2.1。），纺织是原料以外成本支出最多的部分。因此，商人对农村织布业采取利用和鼓励的实用主义态度，甚至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农村。1275年在牛津城附近某些地方的农村织工确认，该城商人已经将织机发给他们。1260年莱斯特城的商人在城外建立了漂洗水车，1300年林肯城购买农村布匹进行染色，1298和1310年伦敦由于使用异地漂洗水车而酿成纠纷。城市资本家一方面与城市同业行会进行斗争，企图打破它们对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在漂洗更在纺线和织布上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注：博尔顿：《中世纪的英国经济1150-1500》，第158-159页。）。无论城市工业向农村的扩张还是迁徙，它们在15世纪以前还只是初步的，不过主要推动力与后来一样都来自正在转变为企业家的城市商人（注：米勒、哈彻：《中世纪英格兰：城市、商业和工业》，第107页。）。
    15世纪外包工工场向农村的推广主要是新的需求与供给形势决定的。在需求上，中世纪晚期由于城市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富裕农民阶层的形成，廉价织物的消费市场迅速扩大。这种新织物（new draperies）增加需求后，可以大规模生产，为新型工业组织在农村的推广提供了契机。在供给上，15世纪城市人口下降和经济困难，造成同业行会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强，成为城市工业向自由的农村迁徙的动力之一。而新兴纺织业中心具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当地的地方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将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和森林业较为发达，加之可分割继承制度盛行，比农业区有更多剩余劳动力（注：博尔顿：《中世纪的英国经济1150-1500》，第264-265、269-270页。）。农村拥有长期生产廉价织物的历史，中世纪晚期这类织物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以往生产高档布的商人开始将羊毛分发给农村的织工。由于使用普通羊毛作为原料，简化了布匹的后期工序，以及在纺织上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因此这种布匹价格便宜，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中世纪晚期需求和供给都有利于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促进了新的制造业中心的崛起。诚然，农户在市场销售方面处于劣势，缺乏资金购买大量原材料，商人资本家解决了这个难题。虽然商人阶级在村庄独立家庭作坊阶段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此时商人成为农村织工与区域或海外市场的桥梁。他们定期向纺纱工提供羊毛，为织工提供纱线，收集前面工作阶段的产品，同时经常自己控制着资本密集型的布匹的后期加工过程。没有商人供应原料他们就不能工作，没有商人提供市场，他们也无法销售自己的产品（注：庞兹：《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第311、284、288-289页。）。表面来看小土地持有者重新从事织布业是一种轮回，但市场扩大了，工业组织也从独立生产的家庭作坊，转变成在专业化的工业村庄中由商人控制的、失去独立经营权的“分散的手工工场”。布罗代尔称之为分散的制造厂，认为它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要求的一种原始形态（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卷三（人与物·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8页。）。这些分散的手工工场就是剩余劳动力极其丰富的畜牧区和森林区等地的广大农户，工业组织的数量和性质前所未有地得到扩大、转换，从而启动了西欧原始工业化的进程。
    综上所论可以认为，中世纪工业组织在六个世纪左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在农本经济基础上的早期中世纪是农业社会，工匠和工业生产虽然存在，但没有独立的工匠阶层和工业组织。而中世纪中期以来，不仅工匠阶层和工业组织独立于农民和农业组织，而且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从此揭开了农业的欧洲向工业的欧洲转变的序幕。在生产关系上，工匠经历了从庄园工场的封建集体劳役制下的农奴，到城乡家庭作坊下交纳产品或货币租税的独立个体劳动者，再到在生产与销售上完全依附于商人企业家的雇佣工资劳动者；在生产方式上工业组织从中世纪早期直接生产使用价值的小生产者，到中世纪中期城乡家庭作坊转变为小商品生产者，直到中世纪晚期商人主导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城乡外包制的商品生产者。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城乡协调、互动与分工下完成的，从而导致中世纪城市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城乡生产商业化的扩大和城乡中产阶级群体的涌现即是这种共同进步的绝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