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兀术致书秦桧”及岳飞之死的研究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在宋金绍兴和议期间， “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记载深信不疑，皆认为兀术曾致书秦桧，要求杀死岳飞之后方能议和，秦桧正是按金兀术的要求才杀死了岳飞。万口流传，成为传统定论。赵翼在研究宋金关系时，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质疑。
    首先，他认为“兀术致书秦桧”是不可信的。他说：“世谓秦桧私通于金，力主和议，自是实事”，但“桧所私结者挞懒而非兀术也。”（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确实，秦桧在北宋灭亡被金人掳去以后，一直在挞懒帐下，曾做挞懒的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等（注：李心传：《建炎以来使命要录》卷38。）。后来，秦桧南归宋朝，也是“由挞懒纵之归”（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秦桧归宋后，主要同挞懒进行联络。绍兴八年（1138）的宋金议和及归宋河南陕西之地，金方“皆挞懒主之，一一如桧所请”，“其时挞懒以尊属主国政”，当时兀术没有掌握主要权力，极力反对把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南宋。“及兀术揣知挞懒意私于宋，尽发其奸”（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揭露了挞懒与宋“交通赂遗”之事，“奏请诛挞懒，复旧疆”（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终于杀死了挞懒，并于绍兴十年（1140）“再兴兵取河南陕西”（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赵翼以上述史实为根据，说明秦桧主要是同挞懒交结，并没有同兀术交结，根本不会有兀术致秦桧书之事。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赵翼还指出：“或谓挞懒诛后，兀术主兵事，安知非桧之再结兀术，始定和议之局。不知挞懒主和则以陕洛偿岁币，兀术主和则陕洛之地尺寸不与，所归者仅徽宗、郑后、邢后之丧及韦后一人，而宋之称臣岁币如约，是金直以三柩一老妪坐致其称臣纳币，此亦何乐不为而必待桧之私结于兀术哉。”又引《金史·郦琼传》说：“宗弼（兀术）谋再伐江南，与郦琼议，琼曰：秦桧老儒，亡国之大夫，仅仅自守，吾以大军临之，彼君臣方且哀鸣不暇。据此亦可见桧与兀术本无素约，而《宋史》兀术致书秦桧之语之未可信也。”（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此推论，理由虽不够充分，但比较符合事实，是有道理的。
    赵翼从秦桧始终没有同兀术交结的考证中，得出了“兀术致秦桧书不可信”的结论，那么，“兀术致书秦桧”说又是怎样出笼和流传的呢？赵翼又进行了考证分析。他认为《宋史·岳飞传》的记载是“《金陀粹编》等书的附会之词”（注：《陔馀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金陀粹编》是岳飞的孙子岳珂为辩其祖父之冤所编，难免有些溢美和虚构之词，兀术致书秦桧说当属岳珂虚构或个人揣测。后来一些史书间有记载兀术致秦桧书者，皆为孤零零一条，均不记秦桧与兀术来往交通之事，所以说《宋史》等书关于兀术致书秦桧的记载，皆为附会岳珂《金陀粹编》之词，实属不误。这一观点，已为今人何忠礼先生详考所验证（注：何忠礼：《“兀术遗桧书”说考辩》，《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其次，赵翼对岳飞的死因进行了探讨。关于岳飞之死的问题，传统的看法认为，秦桧一伙秉承金兀术“必杀飞，始可和”的旨意，给岳飞罗织罪名，附会成狱，终于置岳飞于死地。认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而宋高宗赵构在秦桧致死岳飞之初并不知情。赵翼认为兀术致书秦桧纯系子虚乌有，就排除了秦桧按兀术之意杀害岳飞的可能。那么，岳飞之死又是怎么回事呢？是秦桧陷害岳飞、高宗开始不知道呢？还是高宗也参预了此事呢？赵翼在旁征博引、全面考证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得出了新的结论。他认为，岳飞是由秦桧等人陷害致死，但与宋高宗也有关系，并非是“帝（指宋高宗）初不知者”（注：《陔馀丛考》卷41《岳忠武之死》。）。他指出：“岳忠武之死，固由贼桧陷害，然亦必因思陵（高宗）有所疑忌，故谗言得以中之”，“则忠武之死，帝因与知之。”（注：《陔馀丛考》卷41《岳忠武之死》。）主要理由是：第一，岳飞资历尚浅，谗言容易得中。第二，高宗疑忌武臣，容易相信秦桧等人对岳飞图谋不轨的诬蔑。正由于岳飞资历较浅，手握兵权，又不私营良田美宅，高宗甚不放心，“是以桧与张俊谋陷忠武（岳飞），欲其部将自相攻击，因及忠武父子，使帝不疑，乃手自具狱，谓岳云致书令张宪营还忠武兵柄。万俟治狱又诬飞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以为有不臣心。证佐即定，思陵亦不能不信之，而忠武之死决矣”（注：《陔馀丛考》卷41《岳忠武之死》。）。这种认为岳飞之死，是由秦桧等人发其端，最后得到宋高宗批准的观点，纠正了以前“帝初不知者”的传统观点，进一步接近历史真实，已为今天许多学者所接受（注：参见阎邦本：《关于秦桧矫诏杀岳飞的问题》， 《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三、对宋金“绍兴议和”的评价
    关于南宋对金议和之事，史家皆以南宋主和为非，主战为是，并以此为根据作为评价南宋人物的标准，认为凡是主战者皆为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凡是主和者皆为民族败类或投降派等等。毫无疑问，主战是一种爱国之举，愿望是好的，应该肯定。但认为凡是主和者都是民族败类，而不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具体分析，确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
    赵翼在他的史论中分析了宋金议和问题，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看法。
    赵翼认为，宋金议和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宋金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在宋金战争初期，金强宋弱，“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金朝“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数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注：《廿二史紥记》卷28《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当时，宋朝由于长期没有战争，人不知兵，加之政府没有认真组织抗金，韩世忠、岳飞等大将亦未成熟起来，同金国相比，军事力量显得弱一些。赵翼认为，在这种金强宋弱的形势下，南宋主张同金议和不应该非议。他指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注：《廿二史紥记》卷26《和议》。）。
    赵翼认为，在金强宋弱的形势下，根本不可能收复失地，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同金议和并不错。同时指出，当时主战的人物，也不全部反对议和。如，早在秦桧主张议和之前，洪皓使金被留，就曾“以乐天、畏天语悟室（完颜希尹）”，要求议和。绍兴五年（1135），南宋“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遽绝，是（张）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注：《廿二史紥记》卷26《和议》。）。赵翼又引《宋史·陈与义传》说：“赵鼎言于高宗曰：‘人多谓中原可复，宜便进兵，恐他日咎今时失策。’上曰：‘今梓宫、太后、渊圣（宋钦宗）皆在彼，若不议和，断无可还之理。’（陈）与义曰：‘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以此来说明“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注：《陔馀丛考》卷20《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