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郡之行政区划的建置最初是起源于边地。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二”曰：“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如所云阴地之命大夫，盖即郡守之谓也。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陋荒，故以美恶异等，而非郡与县相统属也。”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八章“政体”引是语后继云：“则郡率有战备。姚氏谓为边远之地是也。盖统一之途，不外吞并人国，开拓荒地二者。县之设，由吞并人国者多。郡之设，则由开拓荒地者多也。”[1]（P431）
    战国末期，随着匈奴等游牧族势力的逐渐崛起，与匈奴等游牧族接壤的秦、赵、燕三国，除了均相继修筑长城以保证其北境的安全外，对于北部边郡的建设均倾注极大的关注。
    早在赵国势力强盛时期，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国所修的长城，西起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沿北河北岸，傍阴山北麓，向东直至代地（今河北蔚县）。云中郡位于北河地区，以东次第为雁门郡与代郡。云中等三郡建置的必要性，正如赵武灵王所说：“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云中、雁门、代郡三边郡的建置正是赵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一个具体步骤。赵国北境三郡依托长城为屏障，有效地保障了赵国北境的安全。直至赵孝成王（前265-前245年在位）时，云中郡虽然已为秦国所占，但赵将李牧“常居雁门、代郡备匈奴”，曾依托长城大破匈奴，“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注：《史记·赵世家》。《集解》徐广曰：“在朔方。”《正义》曰：“《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阙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
    在赵国采取筑长城、置云中等边郡的措施后，燕国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由于秦开事迹史书记载甚少，燕国筑城置郡的具体时间不详。据张维华先生推测：“秦开归燕伐胡之事，如不在燕孝王之时，即在燕王喜即位之初年……则燕在其侵地置郡县，建长城，亦当自此开其始，以时间论之，乃为战国时最晚出现之一条长城。”[2]（P124）
    秦人自从定都咸阳之后，问鼎中原的形势已经形成，“翦除六国，混一华夏”，是秦人的总体战略目标，如商鞅对秦孝王所云：“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3]（《商鞅列传》）但对来自其北境游牧民族的威胁，秦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防范的意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军事制度，势力一度强盛之后，更是引起了秦人对其北境安全的关注。特别是赵国所筑长城将整个北河地区囊括其中，而秦都咸阳位于北河正南方向，对于可能来自北境的游牧民族及赵国威胁的反应更为敏感。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秦国占据魏国上郡，将秦国北境推进至北河地区，表明对北河地区防御的重视。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3]。秦国是时所筑“拒胡”的长城，北起今内蒙古托克托，西至今甘肃岷县，贯穿秦国北境上郡、北地、陇西三郡，对于秦政治重心所在地内史是一有效的屏障。但从秦长城由西而北的走向看，仅其长城北端深入北河地区，其中段与西段距北河地区则较为遥远，从中可以表明是时活动于北河地区的游牧民族，尚不足以对秦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况且秦昭王在消弭了位于秦国腹地的义渠的威胁之后，采纳谋士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加速了兼并山东六国的战争进程，兵锋东指，对防范位于其北境的游牧民族，自然要放于一个较为次要的地位。
    从战国中后期秦、赵、燕三国北境防御体系看，在修筑长城的同时，边郡建置也被置于重要的地位。赵国云中、雁门、代郡三边郡与燕国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边郡均是在构筑长城时设置的，非常明确地体现出其“拒胡”的军事目的。
    秦国陇西、北地、上郡等边郡虽不像赵、燕一样是在筑城同时而建置的，但同样也显现出所谓“拒胡”的宗旨。虽然在与北部边境相邻的秦、赵、燕三国均相继建置边郡以“拒胡”，但直至战国后期，在匈奴尚无实力一统北境，诸胡并存的状态下，匈奴等游牧族实际上并没有对与其相邻的秦、赵、燕三国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对燕、赵诸国而言，秦国兼并战争的威胁则远远大于来自北境诸胡的侵扰。见诸史料也是如此。除了赵国李牧与燕国秦开与匈奴等诸胡部有过一定规模的军事冲突外，赵、燕等国更多考虑的是对秦国的防范。
    秦、赵、燕三国边郡之设置，正体现出置于“边远之地”而“率有战备”的特点。首先，三国诸边郡均建于所新得的所谓“戎翟”边地，地陋土荒，远离各国富庶的中心地区。其次，是时边郡的建置主要着眼军事功能，即“则郡率有战备”，而其本应具备的理民的行政功能基本上可忽略不计。再次，虽然郡守之职出现较早，但由于三国边郡主要是为“拒胡”而置，因此史料中所见守边郡的主要是统兵的将领，而鲜见有郡守者（注：马非百《秦集史》“郡守表”计秦边郡上郡守有庙、疾、寿等5人，陇西郡守有李崇一人。上郡守庙等5人仅名字见于铭文，事迹阙载，李崇事迹则见于后人追记。其实非独边郡，其他郡县守、令也鲜见记载。马先生认为，秦县令历史不下150年，守郡历史不下100年，“计当得郡守至少数百人，县令至少数千人”，而史传秦代守令有姓名者甚少，“此其原因，固由于秦代吏治之不尽循良有以致之，而以国命短促之故，致一切事实，均不为后人所注意，以故堙灭”（中华书局，1982年，第906页）。赵、燕边郡守的情况恐怕也大体如此。除马先生所述原因外，具体边郡而言，似与边郡主要所担负“拒胡”的军事任务相关。）。秦、赵、燕三国北边郡建置所具有明显的“拒胡”的军事特点，在以后展开的汉匈战争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3]（《秦始皇本纪》），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虽然关于秦郡建置的数目、时间有所争议，但就北边郡而言，基本上沿袭了原秦、赵、燕三国的边郡建置，加之此前夺取魏国的上郡，至秦统一之时，北边郡从西而东次第为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11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内史蒙恬率30万秦军攻逐匈奴，修筑长城，于新夺河南地上再置九原郡，形成了秦北边郡共12郡的格局，也为汉代北边郡的建置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