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近现代”--世界实行“现代化”的时代：
    “近现代”在西文中其实只有一个表达法，即" the modern times" （请注意复数）。
    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发展到“文化圈”，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整合过程。自资本主义突破文化圈的限制起，一个“世界文明”开始构建，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现代化”首先发生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但它一经出现，就具有强大的扩张力，结果到20世纪，它已经覆盖了整个世界。“现代化”造就了一个整体的世界，“从分散到整体”也进入它最后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西方因先行而占据优势，超越东方，控制世界。非西方国家为摆脱西方的控制而进行反抗，奋起追赶，急于完成现代化。“近现代史”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非西方是被强制纳入“现代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己原先的运行轨迹，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断裂”现象。但西方也是在背离自己的传统后进入“现代化”的，因此对整个世界来说，现代化是对“前现代”的明显背离，引发出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现代化意味着文明的整体转型，它缔造着一个“工业文明”。
    作为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它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就应该展现世界现代化的完整过程--它的起源、演进、发展、推行；探讨各国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各自的特点；研究现代化的后果，成功与失误；回溯现代化在全球的扩张、扩张过程中的冲力与反冲力，等等。
    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展现“整体的历史观”，这就是“世界史”分支学科应该力图去做的事。我觉得我们已经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学科分支，以便把人类历史作为整体现象来对待；应着眼于相互的关系、宏观把握时间与空间，而不只是把各地、各国的历史加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类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
    “中心观”与“中心论”
    余伟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既有的各种世界史体系范式中，“中心”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也是一个容易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结构范式，世界史体系又无法回避“中心”概念。当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不同范式的世界史体系时，无论是否直接表述，“中心”问题都蕴含其中，并以此支撑起各自的阐释系统。不过，在以往关于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中心”的两种含义，即作为表达研究者立场和视角的“中心观”和作为被考察对象结构特征的“中心论”往往被混淆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命题往往发生偏移。例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究竟是在反映研究者立场和视角的意义上，还是在阐释客观历史进程及其结构的意义上？
    如果是前者，那么，所谓“西方中心”实际上是指以西方人的视角、经验和观念来考察世界历史，因此而形成“西方中心”的世界史编纂体系。显然，这种“西方中心”乃是一种片面的史学“中心观”，它把世界史理解为西方世界的放大。按这种视角和观念建构的世界史体系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世界历史的进程，尤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阐释会出现明显的误读和曲解。
    但是，如果在后一种意义上，那么，无论是否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也无论何种视角，只要认同世界历史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就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作为整体结构的世界历史的“中心”在哪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心”是否发生转移？转移的规律如何把握？这里，所谓“中心”是指客观世界体系的结构中心，也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段对世界整体发挥支配或主导作用的“力量中心”。关于世界历史的结构分析和过程阐释所体现的是研究者的历史观和各种世界史体系的理论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中心论”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主张这种理论逻辑的研究者是否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是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中是否发生过西方作为支配性的力量中心崛起于世界的历史事实。当然，即使西方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也不等于它始终或永远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西方中心论”即使成立也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的命题，必须做出明确的时间定位（其他“中心论”同样如此）。
    区别“中心观”和“中心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的各种世界史体系，合理地批判和继承各种理论资源，并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
    就“中心观”而言，20世纪史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西方中心”为代表的、片面的、单维的地域中心观。这方面的发展表现在两个向度上。其一，相对主义中心观的提出。这种史学观念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不应该以某一地域作为绝对的研究视角并以此为不变的坐标来解释其他地域的历史，因为每一个地域（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自己内在的根据和动力。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是这种史学观的倡导者，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提出“中国中心观”，就是“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在他看来，“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注：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显然，相对主义中心观在运用于地域性历史的研究和比较区域历史研究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区域单位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视角调整，具体化为各种层次、各个地域的“中心观”。但是，相对主义中心观在抵制和克服“西方中心观”的弊端时也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它难以适应以世界历史的整体运动为对象的研究。诚如柯文自己所承认，“中国中心观”只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果“把中国与跨国的过程联系起来（移民、现代经济体系的出现、亚洲地域体系的演变），或关系到一些一般性的学术问题……都会把中国从其中心地位拖离”。（注：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所以，相对主义中心观不能解决世界史研究中超越“西方中心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