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超越和克服“西方中心观”的向度，主要体现在“全球史观”的兴起上。所谓“全球史观”，是一种超地域、超民族的史学观念，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按照“全球史观”考察世界历史，“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应当说，“全球史观”是最契合世界史编纂体系的本质要求的研究视角，一部真正贯彻“全球史观”的世界史著作应该能够避免任何一种地域中心观或民族中心观的片面性，客观公正地反映出世界史的整体性。然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这种理想化的“全球史观”能否真正实现呢？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研究者不可能脱离自己被限定的生活空间和知识文化背景，他们也不可能栖身月球，而只能居住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所以，理论上“去中心”（即没有特定地域性研究视角）的“全球史观”在其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因研究者自身的空间定位和民族特性，仍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中心观”的痕迹。换言之，同样主张“全球史观”，美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著作和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著作在研究视角上仍然会有相当的差异。
    至于“中心论”，在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主要是解决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问题。从“西方中心观”自然会得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解释，这种关于世界“中心”的认识往往是表现西方人主观片面的绝对化的历史空间观，按照这种“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西方文明具有对非西方文明的绝对优越性，因此，西方将始终是支配世界的中心。但这种观点并非“西方中心论”的惟一版本，从“全球史观”出发，也可以得出“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注：在学界的讨论中，“西方中心论”多被约定俗成地特指“西方中心观”的衍生概念。本文认为，作为对客观历史进程的阐释，“西方中心论”并非一定与“西方中心观”相联系，为了避免误解，这里用“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加以区别。）如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对西方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事实就是，从1500年以来，西方一直是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因此，在近代，世界历史以欧洲为中心”。他还指出，“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以欧洲为中心并不排除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按照“全球史观”提出的“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第一，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运动。所谓整体性，表现为一种体系结构。因此，世界历史是以结构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为载体的。在结构分析中，“中心”是必要的范畴，结构与中心的一致性既表现在理论逻辑中，也表现在按这种逻辑阐释的历史运动的实际中。
    第二，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世界历史运动及其“中心”起源于西欧。所以，“西方中心”在世界历史意义上首先是一种发展过程的时间定位。它标志着人类历史在经历了漫长的多中心的地域文明时期后，开始进入由一个先进的中心区域驱动和主导的整体性发展时期，形成了世界性的结构体系。在这个起始阶段及其后的数百年（16-20世纪），这个中心区域或支配力量基本上位于世界的西方（西欧、北美）。但以“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空间定位并非世界历史的不变规律，而只是迄今为止的经验事实。从20世纪下半叶起，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西方的中心地位受到非西方世界的挑战，因此世界体系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可见，“全球史观”提出的“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明显不同于“西方中心观”的立场和视角，它不是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西方的经验和优势，而是历史主义地肯定西方的经验和优势，这是一种从事实出发的历史观点，其结论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在论述大工业创造“世界历史”的进程时，充分肯定了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对东方的“农民的民族”的支配关系，是人类社会突破地域和民族的壁垒、形成普遍联系过程中的客观事实。
    世界史体系的创新和世界史学的重建
    王玮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20世纪80年代风起的“全球史观”，以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一体化发展为主线解释世界历史，较为准确地勾画了世界历史大潮的一般流向，并且避免了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但是一元论的线性思维模式仍然限制着全球史观的发展，使之只能对世界的整体化发展做出说明，却无法解释世界历史进程还有一个由整体到分散的碎裂化过程。如果把世界历史纳入全球整体的宏观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历史是在两种力量或运动的冲突和协调的动态平衡中向前发展的。这两种力量或运动就是全球一体化以及世界秩序和运行规则的合理化。
    自有史以来，随着生产空间的拓展、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手段的改进，人们之间的各种交往也在不断扩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商品交换不断在扩张，人类各种文明也因辐射范围的加大而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和交融。尤其是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来，东、西两半球开始互相连接，从而启动了全球一体化的漫长进程。以后，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一体化进程的步伐也越来越迅速。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型的演变过程。全球一体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关系和不公平的规则，由此而引发的争取合理化的运动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动摇和分裂了既定的国际结构，体现了人类内部的隔膜、对抗、冲突甚至战争，拉大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因而是一种与全球一体化相悖的裂变趋势。但是，这一运动又表达了世界人民争取实现公平的世界秩序的愿望和信念，它们有助于纠正人们之间不道德、非正义、无理性的行为和关系，理顺世界运行的秩序，从而使全球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得到不断优化，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更高层次上展开，同样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
    世界结构走向一体化以及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合理化，共同组成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两条线索，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平衡、交错互动，使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动态性、曲折性、周期性和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