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国主义精神支柱
    武士道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或者说是武士必须履行的职责义务。武士道充分运用利益机制，强迫武士通过切实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来换取权力和财富，对武士具有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
    武士道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刻意推崇武勇精神，刺激战争欲望，驱使武士在武力争夺生产手段（土地）和生产物的战争中“建功勋、立伟业”。
    中世纪的武士道包括平安主从道德和镰仓、室町、德川武士道。德川时代前的武士道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战斗者的伦理”，称为“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和“兵之道”等，战国和德川时代之交，开始称为武士道。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出于“强兵富国”、“扩张补偿”基本国策的需要，为了培养造就像武士一样崇尚杀伐征战的“皇军”，刺激“皇民”的尚武精神和战争意识，驱使“皇军”、“皇民”在军事侵略中“建功立业”，大肆推崇和鼓吹武士道，武士道称谓才频频出现。
    武家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是主从关系，武士及其家庭和子孙后代的兴衰荣辱、贫富贵贱，都与主从关系密不可分。武士道就是以主从关系为基础、在主从关系内部形成的。“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6] （P228）旨在维护和扩大主从之间的现实利益。
    武士道的核心密码是利益。主从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从者的“忠”以主人的御恩为交换条件，武士崇尚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利益，对主君的献身不过是保全子孙和家的手段。武士道强化主从关系，维护主从间的利益，奉行极端的利己主义原则，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转移。即使是“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仕奉发生矛盾时，武士为了前者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后者”。[7] （PP98～99）
    武士道以征战杀伐中为主君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内容：（一）忠诚至上。“勿庸置疑，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重要地位。以从者对主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为核心。”[8] （P26）1388年，著名武将斯波义将写作的《竹马抄》一书中，强调：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分。[9] （PP65～71）从者将“得主尽忠”作为至高无上的首要任务，原因是“主君给从者恩赏，要求从者报恩--奉公”；“主君……根据从者忠与不忠、忠与不忠的程度，给与赏罚”。[10] （P64）从者需要以忠诚换取主君的恩赏。（二）以武为本。武士以武勇为谋生资本，以驰骋战场的血腥杀戮为主要职责，依靠三尺刀剑侍奉主君，通过战场上的建功立业获取权力和财富。因此，武士道鞭策武士追求武勇，这也正反映了武士作为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的本质特征。（三）重名轻死。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选择名誉、放弃生命。原因是“从者得到名就意味着接近主君给与恩偿的机会，失去名则意味着远离和失去恩赏。”“功名是与恩赏直接相关联的亲兄弟，是当代武士一切行动的基础。”[10] （P21）武士通过求名、惜名才能达到求利的目的。（四）对死的美化。武士视自杀（切腹）为“光荣的解脱法”，以自杀表示对主君的忠诚、对自己荣誉的珍惜。切腹始于平安后期，在镰仓时代以降的整个幕府时代，几乎成为武士自杀的惟一方式。同样，切腹的基本动机还是在于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良好名誉，换取子孙后代的权益。
    在战事绝迹的德川时代，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形骸化，公务转为以行政事务为主。与此相适应，以“死的坚决”、“死的觉悟”为根本的武士道，向以“道的自觉”为核心的武士道过渡。推进并完成这一过渡的，是山鹿素行等著名儒学家兼武士道理论家。“山鹿素行将武士道提高到政治哲学的高度教育武士”，[11] （P155）《山鹿语类》“士道篇”明确指出，武士的两大职分是“得主尽忠”和“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还为武士完成自己的职分规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如加强内心道德修养的“明心术”和“自省”；严守生活礼仪、举手投足都令人感到威严的“详威仪”和“慎日用”；大丈夫（英雄）气质的“卓尔独立”之心。[12] （PP77～78）素行的“士道”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深深地影响着武士们的行动和思想，对日本民族正反两方面的性格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是对平安、镰仓和室町武士道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德目是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还增加了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集中体现了要么杀人、要么切腹的军国主义精神。
    武士道还利用中国的儒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神道教，发展和完善作为“战斗者伦理”的信念、行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并赋予合理性、权威性，将其提升到理性的层次。
    武士道对中国儒学的利用主要有：（一）权威认证。以儒家思想印证和确认武士道，将正确性、合理性、权威性赋予武士在战争中形成的信念、行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二）道德渊源。如主君尽“忠”、对亲长尽“孝”，重礼仪、明身分中的“礼”与“分”。（三）理论框架。以儒家思想作为新型武士道的理论框架，形成具有新体系和新内容的武士道理论。
    对禅宗的利用，一方面是以禅宗“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人生观，使武士安心进入“生为梦幻，死为常驻”、“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无我境界。另一方面是使武士“心如木石”，充满杀气，成为泯灭人性、嗜杀如命的杀人野兽。
    神道教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提供“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以民族宗教、民族感情的力量，命令武士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主君，从精神上支持武士的道德规范。
    武士道与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相互依赖、狼狈为奸。武士道依附于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家军国主义，以武士和武家政治作为物质载体，利用武家军国主义实现其军国主义抱负；军国主义则依赖武士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争霸世界，建立军事帝国。
    武士道对日本军国主义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凶恶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充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以“忠诚”统一思想意识，精神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由主君支配，强调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和奴性，要求武士绝对地、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主君，以主君的旨意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二）宣扬军国主义价值观念，追求战场上的“丰功伟业”。驱使武士将战争作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以穷兵黩武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压倒一切的首要义务，积极献身于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三）树立军国主义思想意识，营造军国主义社会氛围。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尚武教育、战争教育为首要任务，培植军国主义土壤，使整个武家社会弥漫着浓烈的征战光荣思想，滋生出强烈的战争欲望。武士家庭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和军国主义温床，培养军国主义力行者。（四）培养军国主义战争工具，训练超越生死之界的杀人野兽。武士道武装的军队，以泯灭人性和超越生死之界为特征，将军国主义战争视为神圣使命，一个个武士被训练成跨越生死之门的嗜血野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掠夺性、好战性、破坏性和最灭绝人性的军队。
    武士道本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但其影响和作用却不限于武士和武家社会。明治维新至二战，日本民族以忠于天皇为最高道德、将天皇的旨意作为神圣使命，军国主义基本国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上下一心的行动，对此，武士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4年，相良亨教授的研究说：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除了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伦理意识的大半。[12] （P5）由此可见武士、武士道在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军国主义力行者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武士道为基础的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难免会夹杂着武士道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