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样的历史叙述
    希腊化时代是东西方文明大交流的时代，也是人类观念急剧转变的时代。这一切都在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史学著述中得以体现。
    异域史学古典史家也注意报道有关异域的历史，但到希腊化时代，随着人类视野的开阔，异域记述大大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征。著述范围大大扩展了，希腊人的胸怀超越了地中海世界：中亚、印度、中国、大西洋（注：我们有些人一直热衷于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100年。可能他们不知道，早在公元前7世纪，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希腊人、罗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的海来去自如。）已进入希腊人的视野；和先前相比，这一时期史家笔下的记载更加具体、真实；从史家身份上看，这一时期的史学出现一种融合的态势，不但希腊史家进行异域著述，而且非希腊史家也用希腊语进行异域著述。人们的观念在交互影响。
    尼阿库斯（Nearchus，约公元前360-前300年）是这一时期第一位从事异域记述的人。他自小和亚历山大一起接受教育，后成为亚历山大麾下的将军。当亚历山大军队打到印度的五河流域时，人们不愿再远征了。亚历山大只好打住，分路撤军。他命尼阿库斯在海达斯配河（Hydaspes）上建造舰队顺印度河而下，经波斯湾和印度洋返回波斯。尼阿库斯历经艰险，最后到达海德拉巴（Hyderabad）东北部75公里处的帕塔拉（Patala,今Bahmanabad）。公元前324年和亚历山大在苏萨会合。后来他把这次航海经历记录下来，名为《航海记》（Periplon，已散失）。
    比《航海记》更详细的是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 of Olynthus，约公元前360-前327年）的《波斯志》（Persica）和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的《印度志》（India）。卡利斯提尼以史官的身份随亚历山大东征，在埃及时，曾研究尼罗河泛滥的原因；在巴比伦时，曾监修翻译《天文学日志》（Astronomical diaries），后来天文学家卡利普斯（Callipus of Cyzicus，公元前370-前300年）利用这一译本改革了希腊日历。（注：他发现默冬周期有错误，认为一个周期应是27758.75天，这被称为卡利普斯周（Callippic Period）。）后撰成《亚历山大功绩》（Deeds of Alexander）一书，书中多奉承之辞，把亚历山大比作宙斯，暗示亚历山大功绩可比拟于特洛伊远征，荷马所提到的许多地方也多为亚历山大访问。不过卡利斯提尼也认为，一方面亚历山大具有伟人的壮举，另一方面也有柔弱的性格。当卡利斯提尼看到亚历山大提倡沿袭波斯衣着、语言、习俗以及匍匐礼拜（proskynesis）（注：希罗多德最早描述了波斯的这一礼节。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6页。）等东方礼仪会给希腊自由世界带来危害时，便宜谏亚历山大，结果惹怒亚历山大，被其处决。卡利斯提尼著有《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福西斯战争史》（Phocian War）、《波斯志》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不过大多已遗失。（注：Britannica,Ⅱ，p.750。）存有较多片断的《波斯志》，记述了亚历山大的用兵方略，描写了波斯的山川地形和政治概况，比较真实可靠。
    印度对于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人来说是遥远的地方，只有传闻而没有实地调查。（注：亚历山大远征使得印度与欧洲第一次真正接触。此后，希腊文献不断有有关印度的记载，但印度文献中并没有提到亚历山大。参见" India:history to（1526）" 辞条，The Hutchinson Encyclopedia,Helicon,2001.）希腊化时代的麦加斯提尼则报道了印度的消息。他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又是很有学识修养的历史学家。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公元前356-前280年）任命他为驻旃陀罗笈多王朝的宫廷使节（公元前302-前288年）。麦加斯提尼细心考察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物产状况、政治沿革、民俗风情，著有《印度志》（Indica,4卷）。尤其是他对华氏城繁荣富庶状况的描写，大开了希腊人的眼界。他是欧洲第一位了解到婆罗门教并提到印度种姓制度的人；他描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特征；他提到了斯里兰卡。《印度志》对后人的影响犹如后来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对西方的影响，激起了希腊人对东方的向往。历史学家阿里安、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就曾利用过麦加斯提尼的材料。不过斯特拉波和迪奥多洛斯都认为麦加斯提尼著作的可信度不大。最近发现据说是旃陀罗笈多时代的考底利亚（Chanakya或Kautilya）所著一部梵文原本《政事论》（Arthasastra），几乎在所有的细节上都证实了麦加斯提尼的记述，也证明了阿里安在写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时是以麦加斯提尼的记述为依据的。（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61-62页。）可惜这部著作早已散失，我们只能在其他引用过其著作的古典作家著作中略见其梗概。
    传记史学希腊化时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由色诺芬等人开创的歌功颂德史学已蔚然大观，成燎原之势。富有文化修养的亚历山大善于武功文治，他的个人魅力也吸引着人们从事著述，而且在亚历山大的宫廷中也有一批专操此业的文人为君王树碑立传，把亚历山大抬到传奇的程度。
    这种传记体裁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希腊化世界，并波及到罗马世界。根据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的说法，皮洛士亲自撰写了回忆录。和皮洛士同时代的人普洛克西诺斯（Proxenos）也曾撰写过皮洛士的传记。亚加亚同盟（Achaean League）的创立者阿拉图斯（Aratus of Sicyon，公元前271-前213年）就曾写过《自传》（Memoirs）。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史家奈波斯（Nepos，公元前100-前25年）开始用传记题材撰写历史以来，出现了罗马历史著名的三大传记作家：塔西佗（《阿古利克拉传》）、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注：陈恒：《罗马风云--读〈罗马十二帝王传〉》，《文汇读书周报》第560号，1995年11月18日。）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化时代的传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政治家、军事家虽然仍是历史学家们所钟爱的对象，但他们也编纂杰出文化人物的传记。比如狄凯尔库斯（Dicaerchus，约公元前326-前296年）就为哲学家柏拉图、诗人荷马等人树碑立传。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阿里斯托辛鲁斯（Aristoxenus，约生于公元前360年，卒年不详）、克莱尔库斯（Klearchus，约公元前340-前250年）也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立传。还出现了妓女传记。传记作者一般都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揭示这些性格形成的原因。（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考据史学希腊化时代的史学成就不在于独创新的史学范型、提出更深刻的史学思想，而在于历史著作的整理修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政治深深影响着学术的发展。这时的思想遭到王权思想的禁锢，学者们也只好考据中寄托微言义理了。
    博学者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年）曾师从柏拉图，后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密友，是逍遥派的领袖。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著有《植物研究》（Researches into Plants，有关植物的分类，研究了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五百多种植物，区分了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植物病因学》（Causes of Plants，有关植物生理学方面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科学话题的十篇短文，（注：Antony Flew,Stephen Priest,eds.,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Market House Books Limited,1983.）因而被称为“现代植物学之父”；作为历史学家，他著有一部宗教史以及一本颇为有名、文笔生动的《道德人物志》（Ethnical Charac ters）。该书在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基础上，描述了30种道德类型，如谄媚者、出怨言者、有小志的人等。该书似乎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蓝本，对米南德的创作也有影响。
    希腊化时代伟大的学者、语法学家、批判家阿里斯塔克斯（注：不是天文学家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s，公元前310-前230年）。）（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公元前217-前145年）是一位学术事业的革新者、语言学的奠基者。据说他一生校勘、注释了800卷书籍，（注：参见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 辞条，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如阿凯乌斯（Alcaeus）、阿克那里翁（Anacreon）、赫西俄德、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其中尤以校勘荷马的著作而为人称赞，是他最先把荷马史诗分为各24卷本的《伊里亚特》、《奥德赛》，为以后荷马史诗的批评奠定了基础。（注：如Apion（鼎盛于公元1世纪）的荷马术语表就是在阿里斯塔克斯著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公元5世纪的希腊编年史家Hesychius of Miletus也参考了阿里斯塔克斯的著作。）
    地方史学希腊化时代史学上另外一项巨大成就就是地方志的撰写，如前述西西里历史学派，在某种意义上也属地方史学。这类地方志的编撰流行于公元前350-前200年之间，其特点是历史著作按年代排列，强调神话和各种宗教仪式的起源，文字简单，有别于正统的历史著作。由于这种形式的历史著作产生于全希腊考古和历史遗迹最多的阿提卡（Attica，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中东部地区），以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把阿提得斯（Atthides，阿提卡神话传说中一位公主的名字）当作（阿提卡）地方史的代称，而阿提卡地方志编纂家（Atthidograpgers）（注：该词由Wilamovitz的弟子费利克斯·雅克比（Felix Jacoby,1876-1959年）首创。）也成为地方史学家的代名词。
    这些地方史家的著作作为事实提要，有较高价值；所以他们保存的古代文献对于古典注释家和文法家都很有用。（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67-68页。）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的主要材料就取材于阿提卡史家的历史著述。（注：P.J.Rhodes的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对这一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Oxford，1993。）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如希腊神话收集者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 us）的著作Library（Bibliotheca）。阿波罗多洛斯是语法学家，斯多噶派哲学家Arisrchus、Panaetius的学生，是一位全能、多产的作家，（注：见1911年版Encyclopoedia Britannica网络版，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 Apollodorus" 辞条。）曾在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帕迦玛等地生活过。现在人们见到的这本著作是公元1世纪依据原本浓缩而成。他也写了历史（《编年史》，Chronicle，自特洛伊陷落开始叙述的希腊史）、宗教（《论神》，On the Gods）、地理、语源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注：Who' s Who in Classical Mythology," Apollodorus" 辞条，Routledg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