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波及至今的史学特色
    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未来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比如，这时的历史学家开始注意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希腊史学自开始之日就把记载和解释同自然环境密切结合起来，亚历山大的远征更拓宽了希腊史家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也出现了像凯尔库斯（Dicaearchus of Messine，约公元前350-前285年）《希腊生活》（Life in Greece）这样的著作（已佚失）。凯尔库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运用老师的初步生物进化思想解释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他认为人类在不停地进化，不断地增强征服自然的能力，但社会却在退化，出现了战争之类的邪恶。这本著作实际上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专门性的社会文化史。（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65页。）再如，波里比阿也把地理、气候问题当作解释历史的基本原则。波里比阿认为社会是不断经过成长、衰退、消亡这一循环的，他认为低下的出生率会造成社会的衰落，因此，他警告罗马贵族注意人口的不断下降。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90-前21年）也注意环境问题，他注意到尼罗河的源头以及它的神秘泛滥，这一切都影响着埃及人的意识。（注：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4页。）而斯特拉波则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把地理和气候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推动者。
    希腊化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成就是产生了人类整体意识。希罗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作者视野所及，不仅仅是希腊人的方寸之地，也包括当时人们所知的广阔世界。他笔下的世界，除希腊本土外，还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而且，他对各民族能做到一视同仁，不抱偏见，认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彼此歧视。所以，他虽然称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那些“蛮族”文化。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注：希罗多德：《历史》，第162页。）《历史》一书包罗万象，诸如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地理环境、民族分布、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无所不包，堪称一部有关古代世界的小型百科全书，具有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历史是其所叙述的主题--希腊波斯战争史的背景。他的“世界史意识”是非自觉的。希腊古典时代是城邦时代，没有世界的观念，因此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城邦制的没落，世界历史开始出现。“世界历史”的意义和关键其实不在于“世界”的呈现而在于揭示其相互间的“联系”。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在客观上促进了希腊和东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希腊人对世界的认识由地理上的观念上升到历史上的观念--把整个世界作为统一的历史单位--这是希腊化时代史学一大杰出成就；这种统一性的观念还表现在历史意识上。希罗多德时代的历史意识主要是希腊人与野蛮人（非希腊语民族）之间的敌对意识，而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识，就变成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意识。在合作中，希腊人带头，野蛮人步其后，共同继承希腊文化，都是希腊历史意识的继承者。（注：宋瑞芝、安庆征等著：《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在随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就更加强了这一自觉认识：人类的历史是统一的。这种观念的突出代表就是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的《历史》（注：波里比阿《历史》主要围绕布匿战争进行叙述，时间跨度并不长，加上绪论所涉也不过百余年，照中国传统看来，这只是断代史；不过，此书涉及罗马所征服的地中海世界，把这一段历史放到了整个罗马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所以仍然被视为世界史。这种世界史理论上的总结便是以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关于“通史”的概念以及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之间的区别，见刘家和先生的《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写道：“先前的世界大势是分散的，这是因为各地的局势是由不同的动机、原因或地方性造成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局势与亚洲和希腊的局势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情，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注：Polybius,History,Ⅰ，3.）他认为自己率先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在他看来，分析个别的历史事件作用甚微，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放在世界通史中来考察，才显示出意义。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注意到这样一种史学思想：所谓的“世界历史”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谈论了“世界”，而在于它是否在这“世界”之中建立起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他说：“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与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世界的全貌。”通过考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便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走向统一的过程，他渴望在叙述罗马兴起的过程中涵盖整个世界。（注：凯利：《多面的历史》，第55页。）
    波里比阿的编史理论和实践为后继者所踵事增华，这之后的史家开始注意撰写世界史。波息多尼阿（Posidonius of Apameia，约公元前135-前51年）续波里比阿之《历史》，上起自公元前144年，下迄公元前82年。狄奥多洛斯撰《历史文库》（Bobliotheca historica，40卷，现存前5卷和第11、20卷的片断），记述北非、两河流域、黑海沿岸、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地的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但中心是希腊文明史。同狄奥多洛斯一样，尼古拉（Nicholas of Damascus，公元前1世纪）也著有《世界史》，不过是编选各家的记载而已，也非独创之作。由此可见，后来的这些撰述不是以作者的生活地区为中心的目光狭隘的著作，而是通史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虽然其中一些是缺乏融汇贯通的、不可与波里比阿著作比拟的史料汇编。（注：如狄奥多洛斯的《历史文库》，此书在时间上虽起自于远古，但由于作者缺乏把握各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能力，未能做到融汇贯通，故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作，而是割裂各国编年史编撰而成的世界编年史。）古典世界真正能体现波里比阿精神的通史著作要到罗马帝国时代才出现--李维的《罗马史》、阿庇安的《罗马史》、阿米安乌斯·马赛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us，约330-401年）（注：有关论述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的《罗马史》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