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国际均势的丧失和法国—奥斯曼同盟的建立
    正当奥斯曼人开始与欧洲诸多基督教国家发生频繁的军事—政治互动之时，欧洲的国际均势正因基督教国家间纷繁复杂的国际冲突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基督教文明内战与外战的结合开始影响欧洲国际均势的发展演变。欧洲国际均势是在意大利的城邦体系中产生，后随着1494年法军入侵意大利而在更广阔的欧洲范围内运作的。“在中世纪末，欧洲在政治上仍然支离破碎，国际政治体系的特征是结构和功能高度的分化”。(14)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到15世纪后期，意大利半岛上出现了米兰公国、威尼斯、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和佛罗伦萨等力量大致相当且相互牵制的五个城市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它们对国际事务作纯客观的处理，“政府间用互派大使的方式保持经常性的外交联系”，(15) 使相互交往持续化、正规化，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单位间彼此沟通的能力。(16) 同时，相互提防和牵制使得它们都“虽然无力统一意大利，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别人去统一它”，(17)从而发展出一种国际均势。然而，1494年法国的入侵打破了这种均势。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等西欧国家很快也卷入意大利战争，使战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同时，政府间互派大使的“实践开始扩展到意大利之外更多的国家，直到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在6个异国维持常驻代表”。(18)这些国家通过彼此的军事—外交互动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国际体系来说，“理解变化的关键在于单位的转换和互动能力的转换”。(19) 因此，“一个欧洲体系代替了意大利体系”，(20)“意大利的大国政治转变为一个更为广阔的竞技场”。(21) 在这个竞技场中，国际均势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五个城邦国家，而是法国和西班牙，它们形成两极对抗。英国和像教皇国这样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成为这个均势中的次等国家，通过在关键时刻转移它们的力量帮助弱势一方来维护均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威尼斯、米兰和罗马教皇因畏惧于法国对那不勒斯的占领和暴行，于1495年组成“威尼斯同盟”，与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联合打败法军，维持了西欧均势。在接下来的20多年间，欧洲充斥着这些次等强国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两极之间选择盟友的政治游戏。
    然而，从1519年开始，这个两极均势开始失去平衡。首先，法国在地缘政治上凸显劣势。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称查理五世］，成为西班牙、德意志、尼德兰、勃艮第、奥地利、西西里、那不勒斯和新世界的统治者，对法国形成包围之势。此时，“在他们［法国国王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22) 其次，法国外交方面的劣势也日益显现。查理五世于1521年同教皇利奥十世签订秘密条约，同年和第二年两次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亲自会谈并签订协议，使他们倒向自己一边。查理因此构建了围困法国的外交体系，加强了他本来已经强有力的地位。而法国由于没有处理好同热那亚的关系，使得原本与其结盟并可使其控制西地中海的安德里亚·多里亚（Andrea Doria）和他强大的热那亚舰队投向查理五世。最后，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致命。1522年4月，法军在比科卡之战中败于西班牙军队；1525年，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在帕维亚战败被俘，并被查理囚禁。两极均势已开始失衡，即使1526年法兰西斯获释后，得到教皇国、米兰、威尼斯、热那亚及佛罗伦萨的帮助，也以失败告终（查理五世的军队1527年攻陷罗马和1529年在兰德里阿诺击败法军）。
    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法国，急切希望找到能够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的强大军事力量，而当时正在中欧和地中海地区扩张的奥斯曼帝国使法国国王看到了希望。当1525年法兰西斯战败被囚之时，他就急切地派遣使节向苏丹求助。法国的使者简·富兰志潘尼（Jean Frangipani）向苏丹说明法国的困境，希望得到救援，否则查理五世将变为“世界的统治者”。(23) 苏丹安慰法王说“要鼓起勇气，不要灰心”。(24) 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就可看做是苏丹在行动上的答复。这样，“两个国家，一个基督教的，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它们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打下了……”(25) 当法国及其盟友在1526－1529年间再次失败的时候，法国迫切需要恢复两极均势。因此，法兰西斯又多次派遣使者同苏丹谈判，渴望建立经常性的外交联系和进行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同时，“奥斯曼人也认为法国盟友是防止由一个国家支配欧洲的工具”，(26) 所以愿意借机在基督教君主之间挑拨离间。1536年2月，(27) 两国终于达成了正式协定——《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友好与商业条约》。(28) 招致众多基督徒谴责(29) 的法国—奥斯曼同盟（简称法奥同盟）正式建立。两国在军事合作和协同作战方面也达成共识，以共同对抗查理五世的帝国。这样，文明间战争和基督教世界内部冲突结合在一起，强烈地冲击着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近代国际体系和国际均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