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的上限，学术界基本认同于姜太公封齐建国，而下限则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齐文化“不仅存在于先秦，而且延续到西汉”[13]。有的学者说，齐文化“作为集中的文化表现，则是终汉而止的”[14]。这里的“汉”究竟是东汉还是西汉，不是很清楚，但作者既不明确东、西，而是笼统说“汉”，则当是东汉，与前之西汉观点不同。而有的学者则将齐文化的下限更往后推至魏晋时代，认为“齐文化即齐学，齐学源于殷周时期的巫史之学，历春秋、战国、秦汉，到魏晋结束”[15]。
    （3）齐文化的主要内容。齐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由于对文化现象的认知和理解不同，对齐文化来源有不同的分析，所以对齐文化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主要内容，也就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齐学就是齐文化，而齐学源于殷周时期的巫史之学，春秋以前，齐学形成了道家传统。战国时道术分裂为黄老道家、阴阳家和神仙家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派，稷下先生在此基础上综合儒、墨、名、法各派汇成齐学。汉初，齐学又以黄老之学的形式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齐学中的神仙方术则被分离出来。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之学被黜，而与神仙方术结合演变而为道教[16]。有的学者则认为法术权势相结合为特征的齐法家学说是齐文化的主要内容[17]。有的学者认为管仲思想和《管子》书是齐学和齐文化的代表，只要搞清楚了《管子》一书的丰富思想内容、历史文化背景，那么，管仲的思想、田齐改革的理论以及稷下学也就很自然地理清了。因此，研究齐学、齐文化，只要抓住《管子》的研究，才算是抓住了研究齐文化的牛鼻子[18]。因为齐学中有起自太公、传至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等人的光辉军事思想，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齐文化应以这块“压轴的瑰宝”为主要内容[19]。
    以上各人都坚持一说，而有的学者则综合各家，认为齐文化有几个传统。一是《管子》的传统。由于管仲学派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后来受到黄老道家的影响，使之形成了以经世之法与黄老道术结合为显著特征的学派。二是兵家传统。从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墓主收集孙武、孙膑、尉缭、太公、穰苴等兵书看，齐国的兵学传统源远流长，直至汉初尚未熄灭。第三则是儒家传统。儒家在齐文化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传《春秋》的《公羊传》就是始于齐人公羊高，以后子孙世代口授，到汉景帝时，公羊寿和另一齐人胡毋子都著之于竹帛。因其以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为特点，后人将这一派称之为齐学，与以记录史实为特征的被称为鲁学的《左传》、《谷梁传》平分秋色（注：详见李学勤先生的《多采的古代地区文化》，祝贺《齐文化专号》，《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4）齐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于齐文化的基本特征，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具有封闭性的特点，然而，齐文化作为濒海工商型文化，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特点。这种开放性文化的成因，在于齐国的商业型传统、比较开明的政治、沿海的地域条件以及齐国的开放经济造就了一批具有民主色彩的统治者。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齐国文化具有沿海工商文化与内陆农业文化吻合的重合边缘文化趋向，并把齐文化与鲁文化作为自古以来形成的统一文化体系进行考察，进一步认为，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统性、传承性、稳固性和辐射性[20]。
    有学者认为，齐文化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崇物利、卑义礼；尚变革，恶守常；重兼容，轻一统[21]。有的学者认为，齐文化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的务实性，其次在于它的开放性，其三表现为齐国少思想禁锢、少权力干预、文化政策开明的自由性[22]。有的学者认为，齐文化的特点由大、小两个系统构成，一是开放性、兼容性、早熟性、务实性构成的大系统，二是义利并重、法教并重、富民与富国并重、优惠工商与控制工商并重等构成的小系统[23]。还有其他一些说法。
    由以上的不同观点可以发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归纳，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没有正误之分，只有或宽或狭、或全或缺、或准或偏的区别，都是齐文化所具有的。
    另外，近年对营丘地望和对“齐”字的解释也成为很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2.稷下学研究
    上面说过，新时期对齐文化的研究，是从稷下学研究开始的，因为稷下学是齐文化中最为光辉的组成部分，所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二十几年来，研究热潮经久不衰，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时期出版的专著有刘蔚华、苗润田著的《稷下学史》，赵蔚芝编的《稷下学宫资料汇编》，张秉楠著的《稷下学钩沉》，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等几部。这时期发表的论文，粗略统计不下150篇。总起来看，学者们围绕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1）稷下学宫的地址。关于稷下学宫位于临淄城稷门之外的说法，学者们并无疑义，分歧在于稷门究竟是城南门还是西门。有学者认为，稷门应是城南门，理由是稷山正好位于临淄旧城正南略偏[24]。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城西门，因为“西门濒临系水，附近有申池，在此设置学宫，有水池园囿，比较符合学宫古制；而此地之学宫遗址，又为《齐地记》所证实”[25]。但是，西门并非一座，哪一座是稷门？于是稷下学位于哪里还是出现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说稷门是小城西南的首门，有的学者则认为稷门不是面对稷山的齐都小城的南门，也不是小城的西门，而是大城两座西门中偏北的一座。他们认为，稷门并非因其面对稷山而得名，而是因为通往“棘邑”而得名。古代的“棘”、“稷”读音相近，可以互借。而“棘邑”或“棘里”正在临淄的西北方向[26]。这个说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2）稷下学宫的性质。稷下学宫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也存在几种说法。有学者说：“稷下学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科学院。在战国时代，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下限到辛亥革命为止，它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与秦汉以来的太学、国子监大不相同，它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学术机构，是兼收并蓄与百家争鸣相统一的学术机构”[27]，着重强调了稷下学宫的学术性质。有学者认为，稷下学士的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著书立说也是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并从田齐灭亡的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其政治性质被学术性质淹没的原因[28]。有的学者在认同“稷下先生参与政治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稷下学宫是一个官办的大学府，其规模不亚于今天的大学，因而落脚于它的教育性质[29]。有的学者不同意稷下学宫性质的单一说，认为稷下学宫呈现出了多重性质，它不仅是学术研究机构，又是齐国君主的“智囊机构”、“咨询机构”，还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和文化交流中心[30]。
    （3）稷下学宫的主要人物和学术流派。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几乎与田齐政权相始终，达140年左右，来稷下游学的学士最多时有一千余人。有学者认为，迄今可考的共19人[31]，有的学者认为更多，有近30人[32]。对孟子是否为稷下先生，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看法，桓宽在《盐铁论》中认为孟子是稷下先生，而近代的钱穆则认为不是。近年大部分学者认为应把孟子列为稷下先生。但也有学者认为“孟子在主观上把自己同稷下先生作了严格区分”，“孟子的行为同稷下先生恰成鲜明的对照，足见他不与稷下先生为类，他不属于稷下先生是很明显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