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1年，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时，曾将撰写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流派》两部教材提上日程。所以说这两部教材“有中国特点”，是因为编撰者强调，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既不再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在撰写时需有选择地批判地吸取外国有益的东西，其目的是建设自己的教材。但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刚刚起步，这两部教材尚未完成便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夭折。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更无从谈起，完全停顿，以往的研究工作被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鼓舞和指引下，得到迅速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如此广泛、深入地介绍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但却已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没有理论便没有历史科学，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在建设中国史学理论的进程中，汲取、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此，“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时出现了介绍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这个高潮的出现适应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客观需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呼唤，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或个人意志强加于人的，所以这种介绍和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经过必要的准备和精心组织，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注：这些译作颇多，不能一一列全，仅将几套丛书中的译作介绍如下：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鲁滨逊《新史学》、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汤普森《历史著作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维柯《新科学》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等《新史学》；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中的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等《历史学家与数学》、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等《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迈克尔·米特罗尔《欧洲家庭史》、麦克伦南《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名人名著译丛》中的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保罗·科利《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中的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沃尔什《历史哲学一导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华夏版译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勒高夫和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等。）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促使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研究从时间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直至本世纪90年代中期；从空间上看，包括西欧、北美、拉美、苏联、俄罗斯、东欧、非洲和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从内容上看，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和史学史等。
    在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中，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这种交流不是被动的文化选择或不平等的文化接受。中国史学在80年代初即已结束了自我孤立的封闭状况，逐渐成为国际史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出席包括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同时邀请欧美、苏联（俄罗斯）、东欧、日本及港台学者到中国大陆进行讲学，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资料上。双向的学术访问、交流使中外学者都增加了书本上得不到的感性知识，同时能及时获取国外同行研究工作中的最新信息，中国学者在获取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上展开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订正了许多以前以讹传讹的错误认识，从而使研究工作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更高的起点。
    二
    同中国历史研究相比，外国历史研究相对要薄弱，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则更是弱中之弱，严格地说，在“文革”前对外国史学理论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介绍”更准确。即使是“介绍”，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其基本内容、理论价值及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影响，均缺乏系统的研究性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最初因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所以当时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大有“饥不择食”的感觉，不仅缺乏系统性和通盘考虑，而且多有重复，特别是低水平的重复。经过近20年的发展，情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已深入人心。一支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他们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熟练地使用电脑等现代化研究手段，因而能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和欧美学者的研究内容相比，基本上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哲学反思，是关于历史的演变规律和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自80年代中期起，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哲学”是资产阶级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是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因此，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政治上的结论代替了学术上的系统研究。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对西方历史哲学从不研究，在哲学研究领域内对西方历史哲学问题也很少涉及。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深入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是不可能想像的。新时期我国学者的历史哲学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第一个方面涉及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历史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关于“思辩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等等。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少给人以启迪的新观点，如汝信在《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世界历史》1987年第2 期）中提出：从新康德学派到波普尔否认历史规律的论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不能因人废言，他们的有些意见值得加以思考。过去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在某些地方确实有简单化、机械化、教条主义的倾向。他以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例说，片面地理解往往过分强调它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规性，而忽视了它和人本身的特殊关系。汝信强调，“正是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在过去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对历史规律的片面理解，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