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由于沛主编的《西方史学分支学科》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是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的科研人员，他们广泛汲取了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重视追踪国外同行研究的最新动态，分别从文化历史学、家庭史学、城市史学、心理史学、新政治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社会历史学等方面对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每一历史学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人物及代表性著作，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
    其三，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史学界从不同角度总结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国史学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认识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问题。因为西方史学输入的途径、内容、影响是无法抹煞的客观事实。学者们所致力的不仅仅是挖掘上述有关的具体史实，而是从理论上寻找之所以会发生中西史学交融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为此，便需跳出史学的范畴，而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中去探讨。学者们所以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同当前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愈来愈加频繁的交流，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在中国史学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播也有关系，学者们试图探求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发展之间的某些规律性内容，能更加清楚地回答，这一切今后究竟会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什么？希望能以史为鉴，通过认真的反思，汲取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教训，使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家能有更清醒的头脑。总之，学者们最为关心的不是西方史学是怎样输入中国的具体事实，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为什么会输入中国；不是从过程上描述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那些影响，而是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以及今后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的研究中，从事中国史和外国史研究的学者相互合作，以各自的研究领域为重点，陆续有不少成果问世。（注：近年发表的涉及到这一问题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是：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马金科、洪京陵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主要论文有：于沛《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张广智《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李长林《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李长林、张广智《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入华史的学术通信》（《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赵晓阳《西学传入与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创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邹兆辰《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张广智《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等。）
    学者们认为，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引起中外史学的撞击和融汇，成为影响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和回响，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它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从未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及中西史学的交融有密切关系。没有进化论，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坛发生的迅速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因此当前应加强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厚土壤之中。
    还有学者分析了外国史学理论的传播使近代中国史学实践发生的一系列具体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历史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史料范围的重新认识，历史表达方法的更新，历史功能的重新认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历史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等等。这些重要变化表明，历史学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动和发展总要受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制约。鸦片战争后日益呈现的文化不适应性，激化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使东方中国文化几近衰亡的西方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又向她提供了一线生机，中国文化终于在自己的大地上觉醒过来。这个石破天惊的时刻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希望，西学成了改造传统文化的契机和利刃。
    其四，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成果问世，（注：这些著作主要有：孙秉莹编著：《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郭小凌编著：《西方史学史》（北京师大出版社1995年）。类似的著作还有：郭圣铭、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郭圣铭、王晴佳主编：《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徐浩、侯建新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庞卓恒主编：《西的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评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田晓文著：《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西方心智史学》 （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这些成果是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而史学思想史则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正逐渐成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不是外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对具体历史现象历史过程如何研究的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明其思想和理论成果在世界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意义。这就是说，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应着力思想智慧层面内容的挖掘，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述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