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各地区情况迥然不同，各王朝为加强统治需要而采取分封制度。据顾颉刚先生推断，中国古代在商朝武丁之世已经对许多地方实行分封，到商代后期便有了完备的分封制度。[1]西周的分封是最典型的分封制度。但自战国、秦以来，中国由分封时代进入郡县时代后，其间还存在四次较大的分封制度，主要有秦楚之际的项羽分封、西汉前期分封、西晋南朝分封、明初分封。除秦楚之际的项羽分封不属于宗藩分封外，西汉（削平异姓王后）、西晋和明朝基本上都属于宗藩性质的分封，而这三朝都曾发生过宗藩大乱，其中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和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没有影响到王朝的长治久安，反而由于平定动乱的迅速，达到天下大治。与此相反，西晋的“八王之乱”，不仅动乱时间长，而且加速了王朝的灭亡。正因为如此，史家对这三起宗藩之乱中的“八王之乱”给予特别的关注，“自古宗室交哄，其祸未有如晋者也，故八王之乱，实为中国盛衰之大端”，[2]（P431）希冀找出西晋灭亡的关键动因。因此，探究此问题的学者为数众多。
    20世纪以来，关于“八王之乱”的一般性论述大多见诸于中国通史、断代史的论著中。中国通史主要以论述各朝代兴衰与嬗变为主，虽然也兼顾专题研究，但由于朝代跨度大，内容涵盖面广，对“八王之乱”的研究也就显得粗浅而短少。断代史研究主要有韩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史纲》、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等，都对“八王之乱”作了整体性或综合性的论述，篇幅虽比通史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够详赡，而且研究思路和角度、方法基本相同，都是探讨“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就论文而言，数量不少，大都集中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的论述。[3]近年来，采取新视角的论文时或可见，如刘驰《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4]（P25-44）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5]等，从不同侧面对“八王之乱”进行研究。有关专著目前仅见有罗宏曾的《荆棘铜驼--西晋“八王之乱”》，[6]以通俗的语言对“八王之乱”进行描述。
    新近梓行的林校生先生著《“八王之乱”丛稿》[7]（以下简称《丛稿》），凡十七万五千字，内容分十个部分：一是漫议“八王之乱”的命名；二是“八王之乱”原因论诸说述要及献疑；三是河洛关中地理人文与“八王之乱”；四是皇权至尊的尴尬；五是“八王之乱”前后区域社会力量与政局之关系；六是“八王”幕佐分府考录；七是“八王”幕府合说；八是“赵王伦起事”社会基础辨略；九是司马颖府地缘特性二题；十是“（司马）越府多隽异”补释等，对“八王之乱”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较详赡的研究，是别具一格并颇具特色的新成果。
    一
    《丛稿》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较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作者已多处指出，一些学人的见解对他的研究思路有直接的启示。《丛稿》确实在研究思路方面在前人的基础上有继承又有发展。
    《丛稿》回顾以往研究“八王之乱”大多集中于发生原因的状况，认为二十余家有关论著，探讨“八王之乱”的发生原因，主要涉及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宗王政治或曰皇族政治过于强大（包括宗王参政、宗王出镇等方面）、武帝政策失误（包括罢州郡武备，分封宗室与皇子王引发两大集团冲突，靠个人权术驾驭政局导致激烈党争，安排太子、辅政人选不当，不信任异姓军政大臣等）、贵族（包括皇室）家庭腐败、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寒门人士的思变求乱等方面，认为各种看法虽然言之凿凿，但彼此不能兼容的情况较多，表明用因果模式解释历史的传统路径，牵涉到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十分棘手的运作困难。为此，作者自言“无法仲裁纷纭众说之是非优劣，也无力折中各家之不同而做出新的综合，只能退而求其次，仅从‘八王之乱’出场扮演的舞台背景勾画出一些粗疏的轮廓。”这其实就是《丛稿》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选择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