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稿》对于这场政治动乱背景的考察，尤其关注动乱发生区域的地理形势，特别是伊洛、关中二区的地理要素，并对“八王之乱”的地域范围进行了勾画，认为“八王之乱”大抵北至幽州蓟城（今北京），南方波及荆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甚而扬州建邺（今江苏南京），西至秦州冀县（今甘肃甘谷），东达青徐的临淄、郯城（今属山东）一线，主要战事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中心位置则是豫西和关中。河洛、关中地区是帝京和陪都之所在的政治枢纽，又是联结以关中平原为基地的西部经济区与华北平原为基地的东部经济区的经济枢纽，[8]（P192）这个轴心地带也就往往成为千古兵家必争之地，成为战争最频繁的地区。关于千古兵家必争之地的战争多发地带，《丛稿》根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战事发生地进行分区统计，罗列了各历史时期战争次数及其发生次数最多的地方，以及“八王之乱”过程中，诸王混战期间所载战事发生地点有相似之处。就此而言，《丛稿》展示了伊洛、关中二区古战场的演变大势，拓展了研究视野。
    《丛稿》除了关注地理态势外，认为人文因素也不能忽略，因为战争毕竟是由人发动的。关于这一点，王仲荦先生对西晋“八王之乱”曾如此论述：“出镇的亲王，既握军符，复综民事，州郡本列置佐官，将军开府以后，复添设许多幕僚，他们的文武僚属，自然纵横捭阖，各求富贵，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相阙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9]（P217）在这里，王先生指出宗王的政治行为，除了自身意志的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府中僚佐利益、欲望的牵引。《丛稿》根据这条线索对八王幕佐成员进行里贯考辑，以此来印证河洛、关中地理人文与西晋“八王”平时“割据称雄”、有事则“举兵向阙”的政治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任何个人或集团参与管理国家大事，都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西晋晚期“八王”相继当轴，他们角逐之胜负、居位之长短，实绩之优劣，归根到底都与其政治资源的强弱及其运用情况息息相关。唐长孺先生指出，“大约在东汉时，南北各郡正在逐渐形成较固定的、普遍承认的地方当权大姓”，“州郡僚佐所谓大吏、右职，例由大姓充当”，“大姓、冠族是控制地方的力量”，[10]他们拥有数量很大的宗族成员、外族宾客和部曲武装，经过汉末三国分裂时期的发展，到西晋更成了普遍性的盘根错节的地方政治资源。中央执政若缺乏他们的支持，就失去根基，不可能持久居任。以此为基点，《丛稿》把“八王”幕府放到皇室统绪、政治地缘、都督仕历、家族势力、幕府质量等五个政治资源总背景中来考察，比较八王所凭赖的资源条件优劣，从而对隐伏其中的历史演化机理做出一些新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并对其做出比较恰当的估价。
    “八王之乱”旷日持久，它的关键年份应在晋惠帝继统第十一二年间，即从司马伦起事主政至司马、司马颖、司马颙联兵讨伐司马伦的永康、永宁之交（300-301）。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西晋八王之乱，其中心人物为赵王伦”。[11]（P3）据此，《丛稿》围绕赵王伦起事前后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关于赵王伦起事的社会基础，《丛稿》归纳为六种人：一是愍怀太子旧属；二是武帝一系以外的宣帝之后（含宣帝兄弟之后）；三是天师道徒；四是赵王伦的子息姻亲和封国人士；五是中下级宫廷侍从和禁军武卫；六是对宗室统系无大偏倚，比较尊重既成事实的“名德之士”。这六种人在对赵王伦起事问题上思想动机各有不同，反映了西晋社会的复杂性，有助于对西晋社会各层面的再认识。关于西晋特殊的皇统继承事实和理念问题，《丛稿》分析了赵王伦政变，废杀贾后和自立为帝，以及赵王伦败亡后，宣景一系宗王仍得以与武帝二子“迭总天权”的心理背景，这种研究角度也有新意。
    “八王”幕府之中，尤以司马越府最为史家所瞩目。《世说新语·赏誉篇》第33则称“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隽异”；《太平御览》卷249引臧荣绪《晋书》载：“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异”，说明“（司马）越府多隽异”并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关于司马越府对东晋建国的影响，田余庆先生如是说：“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派生出来的”，“昔日司马越府隽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12]（P12、16）《丛稿》认为田余庆先生的提法，合乎当时的历史实情，可惜语焉欠详，便针对此问题，就现存越、睿二府佐吏承转资料作了具体考察，对前人观点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使这论题有了实证依据。
    总之，《丛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发微阐发，既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薪火相传，又做出“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的创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