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后期政治风云的舒卷变幻中，中心人物赵王伦，成都王司马颖，以及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司马越等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们三个重要人物的研究，常常夹杂在一些通史、断代史著作中。而对司马颖、司马越比较集中的讨论，一为罗宏曾先生的《荆棘铜驼：西晋“八王之乱”》；二为田余庆先生的《释“王与马共天下”》，[15]揭示“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司马颖各引胡骑为援，南北对垒，及其对于东晋初政局的深刻影响。由于以上两篇文章的主题并不是探讨司马颖与司马越，所以着墨有限。《丛稿》就司马颖的个案研究，着重于司马颖之都督区及慕下僚佐及其势力范围进行考述，并认为在司马颖凭借雄兵霸府与其政敌对抗的过程中，显示出相当强的地缘意味。《丛稿》以司马越府作个案研究，考证司马越幕佐78人，加上辟而未就者12人，则为90人。僚佐分布在15州40多郡，绝大多数为士族和低等士族，沾染玄风之士约比儒学之士多出一半以上。并认为越府是中朝权臣幕府中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给“八王之乱”研究赋予新的内涵。
    总的说来，《丛稿》作为一部为数仅见的“八王之乱”的学术专著，在研究“八王之乱”方面的创获堪称空前。究其主要原因，作者善于把握史家涉及而未暇深究的一些重要信息，展开论证，找出事件发生的大背景，以及幕后总动员。把以前不被人们所关注的幕后事件搬到台前，从而揭示出事件流转的真相，对推动“八王之乱”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
    我认为，《丛稿》也存在若干有待商榷或可拓宽之处，兹申说如下，以供讨论。
    其一，关于皇权至尊的尴尬，《丛稿》虽然从宏观的角度纵横中国古代全域，用对比的手法烘托西晋皇权尴尬的必然，但就皇权旁移主要从两点进行说明，一是后戚干政，二是封藩。指出后戚干政并非全是反动，有些是起到进步作用的，要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关于封藩则主要聚焦在是封建好还是不封建好的问题的讨论上。《丛稿》对于此二者与“八王之乱”的深刻联系研究不够，缺乏总结性的说明。
    其二，《丛稿》以山西人士为视点，对“八王之乱”前后区域社会力量与政局之关系进行考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如果就个案研究的话，笔者认为最好对西晋有重大影响的各个区域力量分步进行考述更为全面。况且，如果以史籍所见幕佐人数作为各个区域社会参与这场大变故的一个衡量指标，一个观察角度，那么，山西士人的介入程度名列第三，仅次于河南、山东。从八王幕佐乡籍分布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幕佐约占总数的57.9%，河南是“八王之乱”的中心地区，河北、山东是“八王之乱”最后角逐对手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的政治根据地，山西排在三者之后，居第四位。因此，不应忽略对上述三地人士的考察，尽量做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似乎更为妥切。
    其三，《丛稿》根据王仲荦先生指出的宗王的政治行为，除了自身意志的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府中僚佐利益、欲望的牵引这条线索，对八王幕佐成员进行考辑，以此来印证河洛、关中地理人文与西晋“八王”平时“割据称雄”、有事则“举兵向阙”的政治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丛稿》仅把各州郡八王幕佐成员里贯、家世、幕职、行事等简要说明，并没有多少史料说明八王幕佐成员利益、欲望与这场动乱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八王”幕佐分府考录一文中，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虽然也在其中提到少许，但不作重点提出，大多情况是一笔带过，也未拿出实证，未免有些避重就轻。而且，关于此，《晋书》本传与《晋书·八王传》都有记载，如“（赵王司马）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秀，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于赵国，以谄媚自达。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16]“翊军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云受密诏，使河间王颙诛冏，因导以利谋。”[17]“及河间王颙纳李含之说，欲内除二王，树颖储副，遣报颖，颖将应之，志正谏，不从。”[18]颙任李含之狙诈，杖张方之陵虐，遂使武闵丧元，长沙授首，逞其无君之志，矜其不义之强”[19]等，这是《丛稿》的欠缺之处，也反映了此处立论的不足。
    其四，《丛稿》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是采用量化分析较多，尤其是“八王”幕佐分府考录一文。但是，《丛稿》的“八王”幕府合说一文，对幕府僚佐依多寡为序，进行分级，证明人才的重要性，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应绝对化。因为，史书是后人编撰的，根据在这场政治纷争中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而见著史册，影响大的记述多且祥，影响小记述少且遗漏之处甚多，所以说历史是一部英雄史。“八王”各自幕府僚佐都不会少，只是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不同。当然，从见载史册的人数去做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在通常情况下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不能估计过高。
    其五，《丛稿》在对赵王伦进行个案分析中认为：赵王伦废杀贾后和自立为帝之前，虽然已经发生藩王干政的现象，但中央朝廷的运行机制并未破坏。自赵王伦自立为帝，“从此诸王轮番擅权，朝纲大坏，战火连绵，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八王之乱’实际上是自此才开始的。”笔者以为不妥。赵王伦废杀贾后和自立为帝之前，就已经发生藩王干政的现象，表明事件进入“八王之乱”的前期阶段，只是还没有达到高潮，而赵王伦起事则说明把“八王之乱”推向顶峰。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西晋八王之乱，其中心人物为赵王伦”，是准确的定位，不能认为是首开其端。
    其六，《丛稿》认为司马越府是中朝权臣幕府中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而且对司马越府的玄学化倾向作了专门论述。但欠缺之处是没有指出司马越府玄学化倾向浓厚的原因，以及玄学化倾向对“八王之乱”、东晋立国的影响与作用，此中的关联没有交代。而是仅就玄学化倾向幕佐一一列出，并指出其作用是“司马越辟引大批不拘执旧学教条而具有一定玄学倾向，比较能够与时俱进的大族名士入幕，借以张扬府望，装点‘霸朝’，近乎势所必然。”笔者以为这不应是司马越的意图。在当时政治局势异常复杂混乱的情况下，政治考虑应该是第一位的，借助名门士族的政治经济力量，壮大势力是其主要目的。而且玄学倾向只是说明政局动荡，人心不安，士人的精神寄托丧失，对时局变化的一种无奈的思想情绪，不是与时俱进，而是精神颓废的表现，既不能以此“张扬府望”，更无从“装点‘霸朝’”。
    总之，读完《丛稿》一书，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执着的史学追求。作者试图通过“八王之乱”发生和蔓延的大背景、“八王”幕佐的构成和流转，来把握幕后环节对这场政治动乱造成的影响。在现有理论研究遭遇越来越多的解释困境的情况下，寻找新的、更为具体恰当的研究领域与视角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丛稿》作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无疑对中国古代宗藩之乱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