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丛稿》的研究视角转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探索西晋“八王之乱”发生的历史背景方面。前已指出，以往探索西晋“八王之乱”发生的历史背景，多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和各种政治力量冲突的角度入手考察，而对这一剧烈社会变动所赖以发生的地理要素关注无多。《丛稿》则将研究视角作了转换，即将背景变为焦点，把地理人文因素作为分析对象，探究“八王之乱”的发生原因。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具有突破意义。
    其次，《丛稿》还从皇权至尊与个人乃至整个家族主体能力的不均衡性展开论证，无疑也是一个视角转换。皇帝的存在是传统社会最“强势”的存在，皇帝制度是传统政治最根本的制度。自秦统一至清灭亡，中国历史上有过数以百计的皇帝。皇帝拥有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最高支配权，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13]表明皇权的至尊。但是，皇权至尊的尴尬，基本上历朝皆有。举凡太后临朝、外戚与宦官干政时都会出现。西晋也不例外。晋武帝在皇帝人选上所犯的错误，造成了嗣君不令、贾后凶悍、外戚昏聩、宗王构衅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前贤往往强调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故招引万夫竞逐。《丛稿》则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考证与“八王之乱”关系较密切的两种皇权旁移模式后戚干政与封藩问题。《丛稿》将秦汉以来女后摄政情况列成简表，然后据实分析，认为皇权旁移与后戚干政之间，此中利弊，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封藩，《丛稿》从自商代有分封制始，分析了历朝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当今学者对分封的不同意见，然后说明西晋分封的动因是曹魏政权的覆亡，而且西晋关于分封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宗王在内争外侮中消灭殆尽。
    再次，《丛稿》的视角转换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是对“八王”幕佐的构成和流转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探索路径，也是《丛稿》的重心所在。以往学者虽然注意到“八王”幕府的不同，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分析手段，只能简单地加以描述，更未能揭示出具体的演化机理。而《丛稿》对“八王”各府佐吏二百许人，籍贯、幕职、门地、仕吏、政治态度、主宾关系等方面材料的统计和分析，引导读者注意“八王”幕府背后所包含的人、事、职位以及所起的作用，化幕后为台前，揭示各个幕府背后纷繁复杂的变化，从而挖掘出“八王”幕府在人才储备上的异同与变动走向，赋予“八王之乱”以鲜活的节奏，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八王之乱”的爆发、延续及其对于两晋政局产生的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不单受制于府主的行为和意向，而且也与众多幕佐的规擘和参与密切相关。《丛稿》根据王仲荦先生指出宗王的政治行为，除了自身意志的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府中僚佐利益、欲望的牵引这条线索，采用量化分析手段，不厌其烦地罗列与考证“八王”幕佐的名姓、里贯、门地、募职、仕历、行事等情况，列成分府名录，间加考释，线索清晰，一目了然。《丛稿》就“八王”幕佐一共考知190人，加上辟请而未就官者，则超过二百人，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有助于揭示“八王之乱”乃至两晋社会的本来面目。这是对“八王之乱”研究方法与视角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对深刻揭示“八王之乱”发生、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翻阅中国史籍，无不展示出战乱年代各割据武装斗争中人才的重要。汉代的刘邦与项羽、曹操与袁绍、唐太宗、朱元璋等争天下，靠的是发现人才与重用人才。西晋武帝之后，公元291-311年，八大宗王互相火并，相继擅权，前后约占西晋一朝五分之二的时间，集中体现了那个朝代政治体制的主要特色。宗王跋扈，幕府人才亦骎骎臻盛，对“八王之乱”的发动产生重大影响。《丛稿》的“八王”幕府合说一文，就充分揭示了“八王”幕府幕佐在这场政治动乱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丛稿》与以往史家研究角度不同的是，不只限于对各大宗王的考察研究，而是突出幕佐风貌，从见载僚佐的人数、里贯、门望、辟除等入手，考察各宗王执政长短，幕府的规模，府主的政治地位和态度，以及僚佐扮演角色的历史力度，追究这些数量级别的形成背景，有助于深入研究的展开，不能说不是一种创新。
    两汉时期形成的儒家传统思想，到魏晋南北朝为之一变，旧的传统被打破，忠君思想淡化，思想领域强调以孝治天下。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西晋八王幕府主宾关系也顺应形势发生新变化。正如《丛稿》所言：“随着宗王都督权力的膨胀和国家对其署置属吏的加强干预，西晋时期幕府组织原则相应发生了方向不一的变化，府主幕宾之间原来比较单向度的君臣之义或者说人身依附关系，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130页）《丛稿》把这种复杂性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君臣之义与主客之道相杂；其二，朝廷辟除与私人版授相杂；其三，株连故属与转仕新府相杂；其四，驱驰效命与监控抗命相杂。揭示了“八王之乱”政治斗争中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
    最后，《丛稿》转换视角所取得的创获，不仅仅表现在背景、幕府幕佐的考证，更引人注目还表现在对“八王之乱”中的山西人士，以及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东海王司马越的个案专题研究上。分析山西人士及其三个重要宗王各自在这场动乱中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自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后经汉代儒家思想的改造，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与这种大一统并行不悖的是各地区域社会力量的活跃，他们凭借各自特有的地理人文优势，风云际会，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代中华帝国版图辽阔，区域情况复杂多变，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很突出，考论一朝政局，不能忽视区域社会力量的作用。《丛稿》以山西人士为视点，对“八王之乱”前后区域社会力量与政局之关系进行考察。认为：西晋一朝的山西人士包括汉族权贵、胡族头人乃至下层流民，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西晋一代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首先，以部分山西人士为主导力量的“淮南三叛”[14]的失败，贾、裴、王“亡魏成晋”之得逞，促成魏晋政权的顺利交接。其次，由此晋初逐渐形成一个以贾充为首的特殊利益集团，左右着武帝一朝诸多决策，“朋党纷然”的形势一直延续到惠帝时期。其三，贾党与宗王等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终于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其四，“八王之乱”后期，迁居山西的胡羯势力崛起，逼使晋室南渡，形成南北抗衡格局。其五，永嘉南渡，涌生了大量流民队伍，他们到流徙之地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丛稿》的贡献，不仅在于深刻剖析了这种影响，而且还对奔趋“八王”幕府的山西人士的姓名、乡籍、府主、幕职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山西人士所占的比重和地位，以此判断山西人士在西晋一朝的作用。《丛稿》以山西人士为视点作个案研究，首开地域群体力量对“八王之乱”作用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