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是宗室政治影响力得到凸现的时期，这是因为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以宗室为主体的王权争夺，也即宗室内争普遍地发生，成为一些政权特别是南方诸国主要的内争形式（注：参见拙作《试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宗室内争的发生原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而有的政权如吴越国，鉴于唐末方镇内部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的教训，特别重视并实际发挥了宗室在稳定政治中的关键作用，从积极的方面充分体现了宗室在当时重要的政治影响。因此，探讨五代十国时期的宗室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主要考察吴越国宗室的地位，宗室内部的关系，宗室的重要变化及其对吴越国政治乃至唐宋政治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注：何勇强先生在《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中对钱镠先世进行考辨，对钱镠诸子、钱元瓘诸子的身份、行第、职务、地位及其变化进行细致的考述，从而揭示了钱元瓘和钱弘佐继位之谜，分析了钱元球、钱元珦案及戴、阚之狱的原因与性质，何勇强先生研究的着眼点是吴越宗室与政局的关系。其它专门论述钱氏宗室的论文甚少，蔡涉《吴越钱氏世家初考》）（《钱镠研究》第四辑）与姚礼群《宋代钱氏家族人才简述》（《钱镠研究》第六辑）等文主要论述钱氏世家与宋代的钱氏人才等内容。），敬祈方家教正。
    一
    唐末乾符年间，钱镠以临安为基地，逐步扩大势力。在长期征战中，主要依靠八都军将与内牙军将。然而，十世纪初政治形势的变化使钱镠倚重的对象发生重要变化。天复二年（902），武勇都发动兵变，杭州被围，吴越危如累卵。天复三年（903），兵变在温州发生，睦州刺史陈询也叛钱镠。天祐元年（904），又有衢州陈璋之乱，当时，睦、衢、婺、处、温五州被叛兵控制，形势再度危急。这些兵变内乱对钱氏政权造成极大冲击，也对钱镠的政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钱镠由此认识到军将对王权的威胁，认识到武人政治的危害，因此，宗室取代军将成为钱镠的倚重对象。
    钱镠重视宗室也因为他一贯的宗族意识，光启四年（888）七月，壬寅，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1]（卷二七，《九州山》，p.653），以罗隐代为《钱氏九州庙碑记》，刊于石[2]（卷一三○，钱镠《钱氏九州庙碑记》，p.1302）。天祐三年（906）十一月，唐“敕命王本道建三代私庙”[3]（卷一，《武肃王》天祐三年十一月，p.40）。开平四年（910），后梁敕追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4]（卷七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p.1087）。开平五年（911）四月，建钱镠生祠，梁敕翰林学士李琪为碑铭，碑文中也载录曾祖钱沛、祖父钱宙、父钱宽这个“积庆之家”[3]（卷一，《武肃王》，p.449）[2]（卷八四七，李琪《吴越王钱公生祠堂碑》，pp.8902～8906）。乾化五年（915）八月，丙午，修《钱氏大宗谱》成，钱镠自为之序[2]（卷一三○，钱镠《大宗谱序》，p.1301）。
    戎马倥偬时期，钱镠对宗室的倚重首先表现在军事活动中以宗室领兵征战，虽然宗室领兵征战最早开始于文德元年（888），遣从弟钱銶讨徐钧于苏州，但其后宗室领兵只是偶而为之，以武勇都为主的内牙军将与八都旧将仍在军事中发挥主要作用。天复、天祐年间的武勇都兵变与诸州之乱，以及武勇都名将顾全武失利于淮南将陶雅，促成了事况的变化[3]（卷一，《武肃王》，pp.12～36），自天祐四年（907）之后，在征讨温、处、湖州，与淮南兵交战于苏、锡、常、虔州的军事活动中都由宗室子弟帅师，宗室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先后被遣征战的宗室有钱镠从弟钱銶、钱镒、钱锯、弟钱镖、王子钱元璙、钱元瓘、钱元瑛、钱元球等[3]（卷—，《武肃王》，pp.28～55）。钱氏宗室自十世纪初起，被任以重要军职，如王子钱元瑛在天复二年（902）八月的武勇都兵变中发悬门以御之，钱镠嘉其功，寻授钱元瑛为两浙副大使[3]（卷一，《钱元瑛附传》，p.51），贞明元年（915）授钱元瓘镇海军节度使、土客诸军都指挥使、湖州刺史[3]（卷二，贞明元年正月，p.3）。钱元璙则于贞明三年（917）兼任镇东军节度副大使[5]（卷二三六九，《苏州府二十一·牧守题名》，pp.18～19）。
    吴越建国前，钱镠以军将为诸州制置使、刺史，唯一例外是天祐三年（906）闰十一月，钱镠命弟钱镖为婺州制置使，是以宗室治州之始。其后，据《吴越备史》、《吴兴志》、《吴郡志》、《吴越将相大臣年表》、《钱氏家乘》等载，开平三年（909）五月，钱元镇明州（注：《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开平三年五月辛巳条作“元”。今从《十国春秋》卷二《武肃王世家下》天宝二年五月辛巳条作“元”。据《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天福二年二月条及《通鉴考异》，可知元即元球。），开平四年（910）三月，钱镖刺湖州，乾化元年（911）秋，钱元璙牧睦州，乾化三年（912）八月，钱元璙改镇苏州，乾化四年（914）钱传知越州。可见，自天祐末到乾化四年的十来年时间里，以杭、越为中心，及其周边诸州（婺、睦、湖、苏、明）都已由宗室镇治。《吴越备史》、《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等表明，始于钱镠时期的宗室治州在吴越国的整个统治时期一直得到实施，因此，宗室治州在吴越国已经形成制度。
    钱氏宗室还在内牙军中担任军职，据《吴越备史》、《九国志》、《资治通鉴》、《新五代史》、《十国春秋》、《全唐文》等，吴越国内牙军职见于记载者至少65名，内牙军的实际职数肯定不止于此，史书未载的当多为军将，不会是宗室。65名中，宗室任牙职者21名，可见，即使在内牙军职统计总数少于实际总数，军将多有未载的情况下，宗室任牙职者仍是少数。而且，宗室任牙职时年龄幼小的现象甚为突出，天福六年（941）前后，钱弘倧为衙内诸军副都指挥使，弘偡为衙内诸军左都知兵马使、弘俶为衙内诸军左都知兵马使，弘亿为衙内诸军左右马步都虞侯，据《钱氏家乘》卷五《武肃王年表》，他们分别是钱元瓘的七子、八子、九子、十子，都出生于929年，均为十三岁。钱惟治则是“八岁授两浙牙内诸军指挥使”[4]（卷八三，《惟治传》，p.1212）。以未历战事的少年显然不能控制内牙军，这表明吴越任宗室于内牙军，并非企图以宗室来控制内牙军，实际上体现的是王权对内牙军的重视，体现对内牙军将实施一定制约的政治意图，体现在内牙军中并用宗室与军将的政策。
    宗室任牙职的另一情况是，有的宗室任牙职的时间甚短，如钱弘佐，天福五年（940）十二月为内牙诸军都指挥使，天福六年（941）九月，即王位于仙居堂，任职才半年多。钱仁俊，开运元年（944）十一月，为内外马步都统军使[3]（卷三，《忠献王》开运元年十一月，p.7），开运二年（945）十一月，被贬[3]（卷三，《忠献王》开运二年十一月，p.8），任内牙主要军职时间也仅为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