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吴越国宗室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表现在：镇治诸州的宗室的文人化体现了由武治转向文治的历史变化，并作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丞相系统一起推进了文臣政治的形成；钱氏宗室普遍“尤尚儒学”[3]（卷二，《文穆王》，p.13）以及礼教家风适应了由乱入治的需要，反映了儒学在政治中的作用趋于重要；宗室治州以及与王权的一致则有利于集权政治的实现。因此，吴越国宗室从右文、尚儒、集权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趋于成熟的特征，从而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又使吴越国在唐宋政治变革中具有了重要的历史地位。
    1.钱氏宗室在吴越国完成体制转换中起了关键作用。五代十国时期，尽管各国政权都有丞相系统，然而，真正形成文臣政治的，只有吴越国和南唐。为什么？因素诚然很多，但仅就政治势力而论，对吴越国文臣政治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宗室。因为形成文臣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政治安定，而动乱显然有利于军将的崛兴。比如马楚，以天策府十八学士代表的文臣势力在宗室内争中被扼杀，在内争中形成的朗州籍集团则完全是一个军将集团，又如王闽，形成于内争后期的留从效、陈洪进漳、泉政权也一样是武人政权。可见内争的结果只能是武人政治的延续。其次，动乱的情况下，其它势力也可能乘时而起，比如南汉，宗室内争激烈，“宗室勋旧，诛戮殆尽”[6]（卷二八九，乾祐三年十二月，p.9449）南汉国主委政宦官，“军国之务，一出于（龚）澄枢”[4]（卷六六，《龚澄枢传》，p.922），以致“台省官仅充员而已，机密事多不与”[4]（卷六○，南汉三《后主本纪》，p.871，p.861）。而吴越国正是由于宗室治州、宗室内部关系的亲睦以及与王权的一致，因此，政局稳定，从而排除了文臣与宗室之外的各种势力乘乱而兴的可能。而且，镇治外州的钱氏宗室对中央的军将是一种遏制，而对代表王权的丞相系统文臣政治却是有力的支持，再则，宗室文人化又使其本身成为文臣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文臣政治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地方的非军事化。如地方为军将所控制，文臣就不可能在政局中居主导地位，因此，不让军将控制地方是文臣政治形成的一个关键。五代十国初期，一些地区仍处在武人政治的状态，史言：“时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专事军旅”[16]（《本纪》第一，p.1），“率以兵戈为急务”[12]（卷九，p.87），“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捉笔者”[17]（p.1），而吴越国大体上从武勇都兵变和诸州叛乱之后，吴越国军将由倚重对象变为控制对象，宗室取代军将镇治诸州，使军将在地方失去势力。钱氏宗室好文尚儒，遵行钱镠遗训，以阜民为务，行宽缓之政，从而使地方政治大为改观。所以，吴越国宗室治州并且文人化，彻底改变了过去地方军事化的局面，促成了武人政治向文臣政治的重要演变。
    2.钱氏宗室在吴越国形成集权政治中同样起关键作用。治州的宗室对诸王“皆尽臣礼”[4]（卷八三，《钱元璝传》，p.1201），听命于中央。唐代“专恣一方”，“逢时攘扰”[18]（卷一五六，赞曰、史臣曰，p.4141）的骄悍藩帅与各自为政的骄藩在吴越国已不复存在，天复年间，睦州刺史陈询“遂不听命”[4]（卷八八，《陈询传》，p.1275），诸州“贰于”钱镠，[4]（卷七七，《武肃王世家上》，P.1063），叛附淮南的现象也不再发生。
    节度使、刺史的子嗣问题，可以说是衡量政治集权状况的重要尺度。唐代某些方镇节度使的父死子袭在唐末余风犹存。睦州刺史陈晟“在州十八载而卒，子绍权嗣”[4]（卷八八，《陈询传》，p.1275），乾宁三年（896）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师悦卒，子继徽嗣”[3]（卷—，《武肃王》，p.23），“及湖州李彦徽弃郡奔淮南”，钱镠以郡付高彦，天祐三年（906）“冬十一月乙丑，湖州刺史高彦卒”[3]（卷一，《武肃王》天福三年十一月乙丑，p.40），其子高澧嗣父职[6]（卷二六五，昭宣帝天祐三年十一月，p.8664）。天宝二年（909）四月丁已，明州刺史黄晟“在任十八年，卒，时天宝二年也，遗疏不请子为嗣”[4]（卷八五，《黄晟传》，p.1235），钱镠因此叹其忠顺，可见，父职子嗣在钱镠早期仍为通常惯例。然而，这种情况在实施宗室治州中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继钱弘偡之后任湖州刺史的钱信为钱弘偡之兄，非子嗣。继钱弘儇为温州刺史的钱仁俊系钱元长子[7]（卷五，《武肃王年表》，p.114），钱仁俊后继任刺史的钱昱则是忠献王钱弘佐的长子。考分治诸州的宗室出现子嗣的仅二例，一为苏州刺史钱元璙，天福七年（942）三月乙丑，卒，“子文奉嗣”[3]（卷三，《忠献王》天福七年三月乙丑，p.2），一为婺州刺史钱元懿，广顺元年（951）六月丙午卒，“以其子仁倣嗣”[3]（卷四，广顺元年六月丙午，p.8），显然，这两例是特殊情况，原因除了上述钱元璙、钱元懿地位特殊外，与钱元璙是当时在位的忠献王钱弘佐的世父，而钱元懿则是当时在位的忠懿王钱俶的世父可能很有关系。治州的宗室多非子嗣，除了反映王权的强大，也表明宗室对王权的忠贞，而这种忠贞恰是集权的重要保证。
    唐末以来，军将一直是破坏集权的主要力量。吴越国以宗室取代军将，因而大大削弱了军将的力量，特别是军将在地方的势力丧失殆尽。个别内牙军将虽则强戾骄横，其实十分脆弱。史谓，左统军使阚璠 “强戾，排斥异己，弘佐不能制”[6]（卷二八三，齐王天福八年七月，p.9251），忠献王钱弘佐设计拉拢程昭悦、胡进思，离间程昭悦与阚璠的关系，使程昭悦积极参与倒阚行动。先是出阚璠为明州刺史，后又以“谋奉仁俊作乱”的罪名，“下狱锻炼成之”，于是，阚璠受诛。这说明，事实上，强戾者不一定就是支配者。王权翦除骄横的内牙军将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