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钱氏宗室与王权的关系，不能不涉及吴越国“三案”。所谓“三案”，即发生在天福二年（937）三月的钱元球、钱元珦案，发生在天福六年（941）八月的戴恽、钱弘侑案以及发生在开运二年（945）十一月的阚璠、钱仁俊案。
    其中，钱元球、钱元珦案的直接起因是：“恃恩骄横，增置兵仗”，其性质只是擅自在内牙军扩充势力，并不是谋反。所谓“元球遣亲信祷神，求主吴越，又为蜡丸与元珦议谋”，元球至宫中，“有刃于怀袖”[3]（卷二，《文穆王》，p.8）云云，皆为“铜官庙吏”、“诸将吏”、“左右”所告称，由于告称是在“国人多附”元球，“元瓘忌之”的背景下，因此，很可能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也即钱元球案的真正原因不是谋反，而是因为钱元瓘 “使人讽元（按，即元球）请输兵仗，出判温州，元不从”[6]（卷二八一，p.9171），妨碍了王权对内牙军的控制。至于明州刺史钱元珦则是因其“骄纵不法，每请事于王府不获，辄上书悖慢。尝怒一吏，置铁床炙之，臭满城廓”[6]（卷二七八，长兴四年十二月，p.9098）。钱元瓘将其召归钱塘，幽于别第，是“惩虐政也”[3]（卷二，《文穆王》长兴四年，p.7）。总之，钱元球、钱元珦案的性质实际上是维护王权，控制内牙军的斗争，也是王权与个别骄横的宗室成员的较量，以捍卫钱氏家风的斗争。
    戴恽、钱弘侑案的关键在：钱弘佐年少继位，而钱弘侑是“宗人长者”[4]（卷七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p.1129），其身份使他成为王位的可能争夺者。内牙指挥使戴恽早在钱元瓘去田願处做人质时即随侍左右，为钱元瓘所亲任，曾“悉以军事委之”[6]（卷二八二，天福六年八月，p.9227），因此，是资深的宿将，内牙军中的实权人物，而且，戴恽的妻属还与钱弘侑有姻亲关系。这就对年少的新主钱弘佐构成严重威胁，所以，戴恽、钱弘侑案实际上是内都监使章德安为了不负钱元瓘病重时关于“善辅”钱弘佐之嘱托[4]（卷七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p.1129），出于巩固钱弘佐王位的政治需要而制造的一起大案。
    至于后来的阚璠 “谋奉仁俊作乱”，更是诬告之词。《十国春秋》卷八三《钱传附仁俊传》云：“富人程昭悦者，以私憾诬阚璠与昭达谋奉仁俊为乱”。足见此案系由程昭悦与阚璠的矛盾引发，程昭悦诬告并“下狱锻炼成之”。钱仁俊后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已卯获释，广顺元年（951）六月，恢复官爵，事实表明钱仁俊并没有谋反的意图。有材料云：“福州初归附，将校有雠隙者，率多相诬”[4]（卷八三，《钱弘儇传》，p.1203）。可见，诬告之风在当时很盛，这对我们认清三案的真实性质很有帮助。
    总之，从吴越国“三案”中我们看不出钱氏宗室有谋反不轨之迹，“三案”与以宗室一方主动挑战王权为特征的南方诸国宗室内争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钱氏宗室关系亲睦，宗室与王权一致，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与难得的。这不仅使钱氏宗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而且也使吴越国因此成为社会长期动荡的背景下唯一能够政局稳定的地区。
    三
    关于吴越国宗室，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宗室自身的变化。吴越前期，以宗室率师征战，其结果是宗室的军将化，但军将化的持续时间并不长，随着征战的弭息而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逆向变化即吴越宗室的文人化。文人化开始于吴越前期，其导因是天宝十二年（919）战事的基本停止和钱镠的倡导，尤其是后一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钱镠虽“目不知书，然其寄夫人书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数言，而姿制无限，虽复文人操笔，无以过之”[10]（卷一，p.28），“二语艳称千古”[10]（卷一，p.28）。即使是“群英争逐，横槊马上，何暇议文墨”的戎马时期，钱镠仍能“喜作正书，好吟咏”[11]（卷五，p.136），并且“稍暇，则命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赐丞相及将吏以下，亦间能书写，画墨竹，然不以呫哔废正务”[4]（卷七八，《武肃王世家下》，p.1114）。应该说，吴越宗室的文人化正是钱镠倡导的结果。文人化首先开始于钱氏宗室的第二代，吴越前期，虽有的宗室子弟如钱镖“骁勇善战”，元璙 “寻属军旅事……陷阵有功”，但也有不少宗室子弟文武兼备，如传瑛除了“善骑射”外，又“颇敦儒学，聚书数千卷……工草隶”[4]（卷八三，《钱传瑛传》，p.1194）。元璝既“学武”，又“好诗”[4]（卷八三，《钱元璝传》，p.1201），部分宗室子弟在吴越前期文武兼备，正是吴越宗室文人化开始的表征。
    吴越中后期的宗室则主要是钱氏第三代与第四代，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允文允武，如弘儇不仅“善骑射”，而且“能书有文而自晦”[4]（卷八三，《钱弘儇传》，p.1203），弘仰“善骑射”，还“通儒术，能书写”[3]（卷四，《钱弘仰附传》，p.14），文奉既“精骑射，能上马运槊”，又“涉猎经史，音律、图纬、医药、鞠击皆冠绝一时”[4]（卷八三，《钱元璙附文奉传》，p.1197），宗室在中后期的另一种情况是成为完全的文人。这样的宗室子弟数量甚多，无疑是主流，更能代表文人化演进的趋势。史谓惟治“幼好读书……草隶擅绝，尤好二王书”，“家聚法贴图书万余卷，多异本。生平慕皮、陆为诗，有集十卷，又有宝子垂绶连环诗，世多称之，书迹恒为人藏彝弆”[4]（卷八三，《钱惟治传》，pp.1212～1214），弘偡 “能为诗，颇有奇句”[3]（卷四，《钱弘偡附传》，p.1204），钱俨“谨慎好学，虽祈寒溽暑，未尝暂辍图籍”[4]（卷八三，《钱俨传》，p.1207）。因为吴越宗室重文成风，因此，“钱氏子弟俱擅文采”[4]（卷八三，《钱郁传》，p.1210）。
    吴越宗室的文人化在吴越纳土归宋之后，更进一步发展。钱氏第四代钱昱“读书强记”[12]（卷—，p.7），“昱好学，多聚书，喜吟咏，多与中朝卿大夫唱酬”[13]（卷四八○，《钱昱传》，p.13915）。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14]（卷下，p.547），钱惟演在诗文颇多建树，史称其“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遗事》、《飞白书叙录》、《逢辰录》、《奉藩书事》若干卷”，“父子兄弟相继以制策登科，为钱氏一时之盛”[4]（卷八三，《钱惟演传》，p.1215）。钱昆“善为诗赋，又工草隶，有文集十卷”[4]（卷八三，《钱昆传》，p.1210），“淮阴侯庙，题者甚多，惟谏议钱公昆最为绝唱”[15]（卷五，p.49）。钱易“才学敏赡，数千百言援笔立就”[4]（卷八三，《钱易传》，p.1211），苏易简称“有钱易者，李白才也”。钱氏子弟的文才甚得宋初诸帝的赏识，钱昱“尤善翰牍，太宗取阅，深爱之”[12]（卷一，p.7）。惟演“博学能文，召试学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称善”[4]（卷八三，《钱惟演传》，p.1214）。聚书是文人所好，史言钱氏祖孙皆好贮书，如惟治“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13]（卷四八○，《钱惟治传》，p.13912）。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云：“两浙钱俶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阙。”
    综观吴越宗室从戎服鞍马到执卷吟哦，从军将化到文人化，实具有趋势性演进的深刻意义，因为它正是社会经历了长期动荡之后走向稳定，反映到社会风尚由尚武变为重文的重要表征，标示了新的因素正在悄然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