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吴越国史中，宗室任内牙最高军职者很少，仅钱元璙、钱弘佐、钱惟治三人。史实表明，钱弘侑、钱弘偡其实没有担任过内牙军的最高军职（注：限于篇幅，拟另撰文考证。）。
    与宗室不同，军将在内牙军中任职者无疑是多数，而且通常情况下，尽管军将并未担任内牙军统帅，但在内牙军握有实权的人物仍然是军将。比如，天福六年（941）前后，任内牙军职的有钱弘佐、钱弘侑、钱弘倧、钱弘偡、钱俶、钱弘亿[2]（卷八五九，p.9008），但内牙指挥使戴恽“为元瓘所亲任，悉以军事委之”[6]（卷二八二，天福六年八月，p.9227），显然是内牙军中的实权人物。又如开运元年（944）十一月，钱弘佐命从兄钱仁俊为内外马步都统军使，但真正掌握内牙军实权的却是史称“强戾”、“专横”[6]（卷二八三，天福八年七月，pp.9251～9252）的左统军使阚璠、右统军使胡进思。
    史实表明：至少在钱弘佐年少继位到钱俶统治初期，由于王权相对较弱，而内牙军将又为资深旧将，在此情况下，钱氏宗室根本没有可能控制内牙军。至于钱镠、钱元瓘时期与钱俶清除了胡进思之党以后，比如钱镠时期，史谓“吴越开国诸将，隶麾下者多恂恂和雅，慕祭遵、羊祜之遗风”[4]（卷八五，吴越九《列传论曰》，P.1243），“中外无所专命”[4]（卷七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p.1119），“宝正末年，左右皆附”两军节度使钱元瓘 [4]（卷八六，吴越十《陆仁章传》，p.1249），可见，内牙军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真正控制内牙军的，其实是王权，而不是虽任职于内牙军却不具备能力控制的宗室，王权并不希望宗室在控制地方的同时也控制内牙军的局面出现，王权显然更愿意由自己直接控驭内牙军，尽管这种控驭在一定条件下，会经历风雨的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钱氏宗室的政治作用主要体现在治州上，体现在对地方的控制上（注：钱氏宗室也有在中枢任相的，如钱弘⑩、钱弘亿。但由于任相时间集中在开运四年（947）到乾祐二年（949）两年中，而且断断续续，因此，实际作用不如宗室治州显著。）。当然，钱氏宗室没有控制内牙军，其实并不影响它成为吴越国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因为控制地方在吴越国的政治中，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
    二
    在吴越国政治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钱镠留下的《遗训》。钱镠在《遗训》中谓，少时“稍有余暇，温理《春秋》，兼读《武经》”[7]（卷六，《武肃王遗训》，p.140），因此，影响钱镠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即受《春秋》的影响甚深，史谓：钱镠十二岁受径山书院道人洪湮之劝而潜心攻书，喜读《春秋》……二十一岁好读《孙子兵法》，兼温《春秋》[7]（卷五，《武肃王年表》，p.114）。《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天祐三年二月丁酉《闾丘方远附传》亦云：闾丘方远“初入谒王，谈庄老之义，逡巡而罢，退而叹曰：彼英雄也，是不宜与谈玄虚之道者。翌日入谒，遂陈《春秋》，因延之尽日，由是王厚加礼遇”。钱镠感兴趣于《春秋》，是因为他特别关注社会秩序的拨乱反正，他在《遗训》中也这样强调：见“唐室之衰微……目击人情乖忤，心忧时事艰危”[7]（卷六，《武肃王遗训》，p.140），钱镠把“人情乖忤”与“时事艰危”相提并论，表明他认为“时事艰危”与“人情乖忤”，即道与秩序之间存在关联，在他看来，统治危机背后潜伏的是道德危机，政治的紊乱是源于观念的紊乱，忠孝的沦丧。乱源既然在无道，治国当以道制乱。《遗训》中有不少内容直接录自《论语》，如“圣人有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录自《论语·学而》。“又云，‘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此节录自《论语·阳货》。“又云，‘惟孝友于兄弟’”，则录自《论语·八佾》。《遗训》的其它地方也是强调忠、孝、仁、义、礼教，贯穿其中的是儒学思想，而且，内容涉及内政、外交、民政、治军、农桑、征收等各个方面，因此，钱镠的《遗训》具有以儒治国的大纲的性质。
    《遗训》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唐末以来的长期动乱，因此，吴越国的当务之急是由乱入治。《遗训》中无论是宗室方面的“孝友于兄弟”，还是兵将方面的“宽严相济”，“视万姓三军，并是一家之体”，还是爱民方面的“无厌征收”等等无一不是为了达到关系和睦，秩序稳定。《遗训》的主旨无疑是重建秩序。
    钱镠在致力于重建秩序中，十分重视宗室的作用，他曾多次强调家与国的关联。天成三年（928）三月，壬申，钱镠投告龙简文于太湖，文中云：“家国兴隆，子孙繁盛”[8]（卷四，《吴越投龙简文》，p.33），《武肃王遗训》中亦云：“余以化家为国”[7]（卷六，《武肃王遗训》，p.140），皮光业作《吴越国武肃王庙碑》则谓：“变家为国”[4]（卷七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p.1107）[2]（卷八九八，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庙碑铭》，p.9372）。
    钱镠在分析动乱原因时认为“余自主军以来，见天下多少兴亡成败，孝于亲者十无一二，忠于君者百无一二。”吾见江西钟氏，养子不睦，自相图谋，亡败其家，星分瓦解。又见河中王氏、幽州刘氏，皆兄弟不顺不从，自相鱼肉，构讼破家，子孙遂皆绝种”[7]（卷六，《武肃王八训》，p.139）。唐末以来，因为父子兄弟相互残杀而致败亡的许多史实使钱镠特别重视宗室关系，因此，《遗训》突出要解决的正是宗室关系的问题。钱镠认识到宗室关系是治国的关键，“兄弟睦，家道和”才能“国治平”。在《遗训》中一再强调宗室子弟要“心存忠孝”，“兄弟如手足，手足断，难再续”。《武肃王八训》亦云：“兄弟相同，上下和睦。”[7]（卷六，《武肃王八训》，p.139）显然，《遗训》旨在把钱氏宗室凝聚成为维护钱氏政权、重建稳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不是成为破坏王权的动乱因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形成钱氏家风就成为《遗训》的核心。钱镠在勉励宗室子弟形成家风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要求“子孙绍续家风”，认为这是“长享富贵之法”，“依我训言，世代可受荣光”。对败坏家风的宗室子弟，钱镠更提出进行打击和清洗以捍卫家风，如《遗训》所云：“倘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钱镠对子弟“千叮万嘱”，要求“毋负吾训”。钱氏家风的核心是仁孝、友悌、礼教，这种家风倡导谦让，因为谦让有利于关系和睦。钱镠晚年，“欲立嗣，召诸子使各论功，（皆）请让于元瓘”[9]（卷一三三，《钱元瓘传》，p.1772），“及武肃寝疾，一日出玉带五，赐王兄弟，命王先择，乃取其狭小者”，钱镠为此“大悦，谓王曰：‘吾有汝，瞑目无恨矣’”[3]（卷二，《文穆王》，p.5）。钱镠诸子元懿、元珦、元祐、元弼等都以为钱元瓘 “仁孝有功，将吏悦服”[7]（卷五，《武肃王年表》，p.114），可见钱元瓘作为遵行家风的典范，深得钱镠及诸子与将吏的称道。
    钱氏家风确实已在宗室子弟中间形成，史载钱弘佐“温柔好礼，恭勤政务”[4]（卷八○，吴越四《忠献王世家》，p.1141），钱俶 “性谦和，未曾忤物……为人宽宏大度”[4]（卷八二，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p.1183），钱元懿“性至孝”[4]（卷八三，吴越七《钱元懿传》，p.1195），钱传“性仁厚”[4]（卷八三，吴越七《钱传璝传》，p.1199），钱传璟 “资忠履孝”[4]（卷八三，吴越七《钱传璟传》，p.1201），钱弘偓 “性仁孝，事母陈氏以恭勤闻”[4]（卷八三，吴越七《钱弘偓传》，p.1207），仁孝家风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宗室关系和睦亲洽，“处兄弟不疑”[4]（卷八三，吴越七《钱元璝传》，p.1201），“友爱甚至”[4]（卷八三，吴越七《钱弘偓传》，p.1207）。钱元瓘 “于兄弟甚厚”，“笃友悌之义”[6]（卷二七八，长兴四年七月，pp.9085～9086）。结果之二则是宗室对王权忠顺不贰，史谓钱元瓘 “事武肃孝敬小心，未尝有懈”[3]（卷二，《文穆王》，p.13）。钱元璝 “处兄弟虽多守郡，军中未尝有相逆诈，待文穆王及（忠懿）王亦尽臣礼，如此上下和睦”[4]（卷四，《钱元璝附传》，p.21），钱元懿在文穆王继位后，“礼敬尤笃”[3]（卷四，《钱元懿附传》，p.9），长兴四年（933）七月，“中吴、建武节度使元璙自苏州入见，元瓘以家人礼事之……元璙曰：‘先王择贤而王，是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顺而已’，因相与对泣。”[6]（卷二七八，长兴四年七月，pp.9085～9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