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与内牙军将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矛盾冲突，这完全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哪种力量能真正支配政治。天福十二年（947）十二月庚戌，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发动兵变，起因是忠逊王钱弘倧多次责辱胡进思，与谋逐胡进思之事外泄，兵变后胡进思处心积虑要杀钱弘倧，却由于忠懿王钱俶的坚决保护而未能得逞，这就表明，能支配吴越国政治的并不是强戾的内牙军将，而是王权。
    特别重要的是，内牙军将在与王权的对抗中之所以每每归于失败，其关键原因正是在于：钱氏宗室控制了地方。因为宗室控制地方，一方面使内牙军将由于失去了地方势力的支持而变得孤弱，另一方面也使王权能够集中力量遏制骄横的内牙军将。因此，宗室显然是王权遏制军将，维护集权政治的关键。
    3.钱氏宗室在实施儒学政治中同样起了关键作用。正如钱镠在《遗训》中所说：《论语》等儒学经典为钱氏子弟“少年所读”，因此，他们普遍都好学尚儒，钱元玑“多尚儒释，不喜奢侈”[4]（卷八三，《钱元玑传》，p.1194），钱传瑛，“颇敦儒学，聚书数千卷”[4]（卷八三，《钱传瑛传》，p.1194），钱弘仰也“通儒术”[4]（卷八三，《钱弘仰传》，p.1207），对于“圣人有言”，钱氏子弟确实“常存于心”，他们忠实贯彻了钱镠“千叮万嘱”的《遗训》，形成了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学家风。在宗室中形成的这种儒学家风，必然会全面渗透于吴越国政治的各个时段和所有空间，比如，他们“爱兵恤民”，在所治之州，多宽厚得民，“均徭役，罢淫祀，尽放所畜声伎”[4]（卷八三，《钱弘儇传》，p.1203），“颇著善政，凡一切科率旧制悉除之”[4]（卷八三，《钱弘亿传》，p.1205），“政尚宽惠，民悦慕之”，以至移任时，百姓“有携家从之者，号‘随使户’”[19]（卷八，《名宦》，p.40），
    文臣政治、集权政治和儒学政治的实施体现了吴越国政治体制的重大转换，它表明：吴越国在唐宋之际的重大变革中，是最早开始变化的地区。同时，吴越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中又是最稳定的政权，钱氏宗室在这两个方面都起了关键的作用。由于政局稳定与政治变革，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的是历史发展方向与趋势，因此，钱氏宗室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对历史的重要贡献。
    此外，吴越国宗室的历史重要性，除了体现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外，也还体现在历史的比照之中。历代宗室就其政治方面而言，在史书的记载中似乎更多的是他们的内争、王权的冲突以及腐败，然而吴越国的钱氏宗室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曾经作为历史功臣的一面。同样，非常值得深思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宗室与其它政权的宗室分别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角色，前者是建设秩序的角色，后者则是破坏秩序的角色，而这些竟然都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照，使我们对钱氏宗室，不能不给以特别的关注和肯定，更使我们感到，十分有必要对其中的原因作出深刻的思考。
    钱氏宗室通过治州、儒学家风与文人化有效地解决了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地方军事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失控、政局动乱的突出问题，从而成功地推进了政治体制的转换，推动了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它也启示我们：一、推进历史发展，是因为顺应历史的要求，适时地解决了阻滞历史发展的症结。二、社会秩序呼唤文化与道德，而文化与道德必定催生稳定的新秩序。
    如进一步把吴越国与其它南方诸国进行比较，我们又发现：马楚、王闽虽然也以宗室治州，但宗室内争不断，南唐虽也实行文臣政治（注：天福七年（942），南唐李昪下诏：“前朝失御，强梗崛起……自今宜举用儒者，以补不逮。”（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但党争激烈。其原因在：它们关注的仅仅是自身的权位，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注：史谓：“马氏诸子恣纵奢僭，文武之道未常留意”（《十国春秋》卷六九《恭孝王世家》引《荆湖近事》），“兄弟寻戈，自相鱼肉”（《资治通鉴》卷二九○广顺元年十一月）。南唐宋齐丘为操纵朝政，“委任群小，政事不治”（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宋齐丘传》）。南唐士人之间尖锐对立，彼此倾轧，长期困扰南唐政治。）；吴越国之所以重视对宗室的训导，形成儒学家风，倡行文人化，原因则在：它汲汲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强调“化家为国”[7]（卷六，《武肃王遗训》，p.140），而以国家为至上。由此可见，从根本上决定国家命运与社会状况的是，重视秩序与国家的具有战略性的大局观，上述的解决社会痼疾、崇尚文化与道德，实际上无不由此而衍生。关注秩序，注重凝聚成“一家之体”，强调“化家为国”，不仅改变了吴越国社会，而且，也使钱氏宗室成为卓立于历史的先驱与英雄。
    【参考文献】
    [1]（清）陈倣，等。民国杭州府志[A].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M].上海：上海书店，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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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宋）范垌，林禹。吴越备史[A].四部丛刊续编：十五[M].上海：上海书店，1984.
    [4]（清）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明）解缙，姚广孝。永乐大典[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钱文选。钱氏家乘[M].上海：上海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