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如《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
    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
    王晟参预针对孙氏的武装反抗，“诸子兄弟皆已枭夷”，吴夫人力救保全了王的性命。
    又《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注引《会稽典录》：
    策功曹魏腾，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遽释腾。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
    由此可见吴夫人救助士大夫是颇为用心的。所谓“类皆如此”云云，这类事例较多。
    当然，由于孙策果于杀戮，吴夫人也有受挫的事例。同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当时有一位道士于吉，“吴、会人多事之”，一次孙策“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尽管最终吴夫人救助于吉未成，但由诸将宾客关键时刻“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可见吴夫人确多有此举。吴夫人如此，主要在于保存一些儒学名士，以协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她明确要求孙策“当优贤礼士”，改变一味杀戮的残暴政策，这是颇有见识的看法。后来孙权在张昭等人辅助下，优遇士人，正是推行的这一政策。应该说，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最早倡导者是吴夫人。
    （二）孙权临政之初，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
    建安五年（200），孙策被许贡部曲刺杀身亡，事起仓促，原本便尚未稳固的江东局势，更是增添了难以预料的变数，新生的孙氏政权甚至有倾覆的危险。《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同书卷五二《张昭传》注引《吴书》：“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这里记述孙权初登位，情势颇为紧张：江东大族之“英豪布在州郡”，而流寓人士则“以安危去就为意”，“颇有同异”，“未有君臣之固”。在这一关键时刻，孙权得以稳定局势，主要依赖张昭、周瑜等人安抚流寓人士，“绥抚百姓”。而张昭诸人之所以尽心竭力辅佐孙权，则有赖于吴夫人的协调。
    孙权辅助班子的组建，与吴夫人关系甚大。《三国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称“及权少年统业，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具体说来，其关键在于“优贤礼士”，组建孙权辅助班子，稳定人心。当时，孙氏政权主要依靠流寓人士的支持，吴夫人工作重点也在于争取其代表人物。张昭，彭城人，《三国志》卷五二本传载其汉末流徙江东，“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可见，孙策委昭以重任，便得到吴夫人的赞许。策死前，“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显然也得到吴夫人的首肯。建安七年，吴夫人死，“引见张昭，属以后事”（注：《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后来张昭在孙权称帝后不断产生冲突，昭一再说：“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又有“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云云（见《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确可见吴夫人对张昭的信重及其使用过程中的作用。）。这一安排对孙权早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纮，据《三国志》卷五三本传，广陵江都人，孙策渡江前曾与其母吴夫人居江都，并就南渡战略征求过张纮的意见。《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载“初，孙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策欲渡江，纮表示“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说明吴夫人早在江都便受到张纮照顾，非常熟悉。南渡后，纮与张昭同为孙策主要谋士，得到吴夫人的认可。策死，夫人又以纮扶助孙权。《张纮传》注引《吴书》：“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