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纪中后期风行于俄国的恐怖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和非常荒谬的，而其结果则是有害的，应予批判。
    支持这一时期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基于民粹派的三种错误理论。
    其一是拉甫罗夫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彼·拉·拉甫罗夫是俄国著名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19世纪60年代起即卷入社会斗争。他认为创造历史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批判地思考的个人”，即知识分子。他说：“如果一个思想家相信自己的道德理想在目前或未来真正会实现，那么对他说来，为了实现这种思想而酝酿的那些事件就是全部历史的中心。”拉甫罗夫说，是“与众不同的，勇猛战斗的人物”，整个人类的进步“都依靠那些能批判地思考的人物”，他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的“工具”。“大多数人是必须为了别人的利益而从事千篇一律的、令人厌倦的和无休无止的和平工作，没有闲暇来进行思考，因此始终不会发挥自己的巨大力量，来替自己争取到提高文化程度和过真正人的生活的权利”[6]（P25-26）。
    正是在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民粹派低估了和根本不了解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真正作用。在民粹派的眼里，不是群众，而是“那些能批判地思考”的知识分子，即少数英雄人物才是革命的决定性的推动力，是创造俄国、创造世界的主要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它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随着70年代末“民意党”的出现，一种极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在政治运动中占了上风，即革命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人民群众没有广泛和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似乎也可以战胜沙皇制度，系统地运用恐怖的策略迫使沙皇政府屈服，或者使民意党人夺取政权，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和行为是极其荒谬和错误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7]（P72）。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认识和改变他所处的客观条件，善于引导和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正义的事业时，才能起卓越的作用。
    其二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米·亚·巴枯宁原是一个贵族军官，后来走上了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道路。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主要的而且就实质来讲是唯一的敌人，不管它的阶级属性如何。他宣告说，立刻消灭任何形式的国家乃是“社会革命”的和首要的任务。基于此，巴枯宁还提出了一些冒险主义的策略口号。他以俄国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为理由而断定说，“无需乎发动任何乡村”，就可以进行公开的斗争和实行“暴动”。他认为，人民实质上已经做好了实现“社会革命”的准备，而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仅仅就在于把各地农民的暴动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巴枯宁的反国家的宣传，似乎是在号召人们消灭那令人痛恨的沙皇专制国家，而他的关于暴动的理论，则是告诉人民不需进行合法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因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使民粹派受到了非常不利的影响。1876年，“土地与自由”社成立时，即在纲领中声称，“最终的政治和经济理想是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奋斗目标是“要求将全部土地转交到农村劳动阶层手中并进行平均分配”，“争取最充分的信仰自由”[8]（P217-218）。列宁曾经批判无政府主义，说：“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9]（P218）这种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给民粹派的极端分子以感染和刺激，他们的恐怖暗杀行为即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不讲理性，不顾后果，以为把一个沙皇和政府中的几个要员消灭了，沙皇国家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社会革命”也将大功告成。实际上这是极其愚蠢的想法。因为老沙皇死了，新沙皇又上台了，沙皇制度依然存在。
    其三是特卡乔夫关于进行恐怖斗争的策略思想。特卡乔夫是民粹派运动中的布朗基派思想家。和巴枯宁一样，特卡乔夫认为，“在俄国实行社会革命并无任何困难”，因为革命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俄国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根基”、“悬在空中”的国家政治力量。所以，他主张由“革命的少数人”用阴谋手段夺取政权，而且认为只有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阴谋小组才能担负起社会变革的任务。在这方面，他与拉甫罗夫的理论如出一辙。特卡乔夫的理论和策略被民意党人所接受。列宁说：“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所以他认为政治斗争不过是政治密谋而已。”[9]（P107）最后他们甚至把恐怖活动看作是斗争的唯一手段。显然，特卡乔夫根本不懂得俄国社会革命的真实内容和条件，他对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当时资本主义正在俄国迅速发展的事实。因此，对特卡乔夫的谬论，恩格斯给予了尖锐的抨击。他说，与其说“俄罗斯国家悬在半空，不如说特卡乔夫先生本人悬在半空”[10]（P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