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转弯与学科发展
    吴于廑先生讲究师德，也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更善于从老师的谈话中吸取治学的营养。吴师生前多次与弟子谈及自己被南开大学经济所免试录取为研究生的经历。先生所撰《自传》中对此有更详实的记载：“1938年冬，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之后，我到达了昆明。当时昆明已经设立了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先生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陈先生同我谈话约一小时，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有的涉及东西方对知识的看法。谈话将要结束了，他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在他同我仅仅作了一次谈话就决定收我作研究生，这对我确实是出乎望外。”（注：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571页。）其实，这种不拘一格的录取方法，正反映了这位具有很高办学才能的学者之慧眼所在。陈序经（1903-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赴美留学时获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后又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31岁即受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35岁已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免试”其实不“免”，只是变换为更讲实效的“面试”。陈序经先生的眼力很准，他此次“破例”录取的学生，两年多以后与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张培刚一起，成为清华大学第五届公费留美学生（总数17人）中仅有的两位文科学子。
    吴师从陈序经先生谈话中尤为受益的是另一种学术上的“潜影响”。尽管陈先生已决定收他为研究生，青年吴于廑仍感犹疑，原因很简单：大学学历史出身的人能否改读经济类研究生？陈序经先生对此问题的答复也很简单：“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一番话语拨开了学子心中的疑云。在南开学习期间，吴于廑先生不但首先从经济史入手试行“转弯”，而且进一步认真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张伯伦等西方经济学大家的原著，也读经济地理方面的书籍。进入哈佛后，又在治经济史的同时兼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制史。经历诸次学术转弯，吴师渐渐萌发对东西方文明作比较综合的构想，并在南开和哈佛的研究生论文中进行了专题探讨，其中南开论文引起吴景超等前辈学者的注意和推奖。70年代后期起，作历史比较研究的想法又在他的脑海中再度活跃起来，并最终形成从全局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史观，使海内外学人为之瞩目。
    联系前述杨联昇先生赠吴师由哈佛学成归国的诗句“思能通贯学能副”，自然会想到学术转弯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吴师晚年对学术转弯的益处有深刻的总结：“所谓转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看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是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是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学历史的人，……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妨转转弯。”（注：《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70-571页。）以开放的心态治学，善于从相邻学科中吸收于本学科有益的成分，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也就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盛行的“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某种学术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出现于学科的交叉点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和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之所以荣膺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因为他们把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为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早已为我国读书界所熟知，其中对近代早期英、法、荷兰、西班牙四国的历史比较，就吸取了人口学、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以陈序经、吴于廑先生的话语来说，也就是运用“学术转弯”的方法。
    直至晚年，吴于廑先生一直保持着这种开放的治学心态，从不固步自封。先生病故后，弟子们清理他所借图书，其中一本为借阅不久的英文《气候史》。法国年鉴派史学近年开辟气候史、体质史、心态史等新史域，为原有经济社会史范围的扩展，这种新的史学动向受到吴师的及时关注。我们无从得知吴师对这本气候史的具体看法，但从他生前与学生的谈话中可以大致领略，人类社会与环境自然的关系是历史研究不应忽略的层面，气候变迁也是治史者应适当具备的知识成分，对这方面情况的了解或许也可称作学术转弯，同样便于扩大视野。
    关注和推行学术转弯的人多了，便会出现相应的交流园地。值得一提的是吴师生前为系资料室选订的一份史学刊物《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 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于1970年创办。与办刊历史悠久的《英国历史评论》等史学刊物相比，这份刊物还显得那么年轻，而且出自一所理工大学之手。然而事实证明创办者颇有人文眼光，《跨学科历史杂志》现已成为国际上主要的史学刊物之一，吸引了包括剑桥、牛津、耶鲁、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的诸多著名学者前来投稿，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和鲜明的创新特色。武汉大学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的论文撰写，已从这份杂志的成果中受益，包括资料的引用和学科交叉思想的熏陶。
    治史与治史学史
    谈起“史学史”，不少学生对此感到陌生，连一些历史专业的学生也是如此。实际上， 史学史就是历史学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1978年从吴师攻读15、16世纪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他所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从人文主义史学一直讲到现代西方的形态学派。开始我也不甚理解，为什么导师不针对专业和研究方向直接先谈历史本身？以后渐渐明白，治史者必须兼治史学史，这既是吴师本人的治学特点，也是每一位习史者应当观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吴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之所以如此，盖出于以下两项原因：其一，任何史家在治史过程中总离不开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他们选择的课题、研究的侧重点和所得出的结论，总是或轻或重的带有时代的烙印。代表某一历史时期主要发展方向的史学流派，其著述和观点往往就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其二，任何史家也总离不开史学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成就或大或小，都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链条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于这一点，不一定每个从事历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很清醒地意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不得不受这门学科已有发展的影响，他的先行者的影响。”（注：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见《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吴师强调指出， 要认识治史与治史学史的关系，必须看到这第二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