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自己也指导研究生，对治史与治史学史之间的关系便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和学术发展史，如哲学有哲学史，文学有文学史，自然科学诸学科有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等等。同样，历史学也有自身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学习任何学科的人都应当知晓本学科的学术渊源与沿革。治史者不可能毫无学科上的历史依凭，也就是前人的学术遗产。史料、历史编纂方面的承继关系自不必说。没有《史记》，就不会有《汉书》。即便在史学思想、学术观点方面，治史者也不可能脱离这种依凭。后学之人当然不会一概墨守成规，完全袭承师法。但他们总不可能摆脱史学发展水平的总体制约。如果他们赞同前人的体系和观点，那么其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大。如果他们对已有的学术成果持不同意见，那么其后续工作就是批判或扬弃，乃至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即使是后种情况，后学者的研究仍需以前人的基础为前提，以前人的观点为自己思考的起点和参照点，而不能凭空展开自己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不仅如此，后人在历史研究中的发展和创新，其所能达到的程度，亦不能脱离史学学科已有的基础和条件。总之，治史者必须关注学科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制约作用，清醒地认识自身在整个史学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既善于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又贵有历史的自知之明。
    吴于廑先生对自己弟子的培养既宽容又严格。通过西方史学的讲授，他使学生看到长期受西方影响的世界史学科确实需要开拓和发展，尤其是摆脱西欧中心论和堆砌国别史的不良影响，有许多研究课题等待人们去探索，使后学之人看到自己拥有的学术活动空间和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他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肯定西方近现代史学业已取得的积极成果，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专门研究上的多方面积累，已经为世界历史的比较、综合研究准备了可以认真着手的条件。他要求学生认真研读西方史学名著，密切关注西方史学的新成果，在厘清学术前史的情况下搜集资料、策划选题，明确论文写作可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防止枝蔓旁生，大而无当，使学生感受到哪怕在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中要取得成绩，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他充分肯定兰克开办讨论班（“习明那尔”）的培养方法，在研究生论文的具体选题方面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不以导师的研究兴趣作取舍。曾与笔者先后同期攻读硕、博士学位的一位学友，在吴师着力探讨的社会经济史范围以外选择了宗教改革思想的课题，亦受到积极鼓励。凭借宽容的学术氛围和导师渊博学识的播化，其论文水准不仅获得外来专家的一致好评，而且拓宽了所在研究集体的学术层面。
    跟随吴师在治史的同时兼治史学史，诸弟子的学术视野为之大开，学术思路也变得活跃起来。西方史学过去经历了哪些流变，形成了哪些史学传统，有哪些史学遗产值得借鉴？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学子的脑海里和彼此的讨论中。带着这些问题再去阅读西方学者的史著，对历史的观察就比以往深入和全面得多。事实表明，兼治史学史不仅促进了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而且作为一种基础学养，也为他们以后的治学研究提供了后劲。由于接触了风格各异、流彩纷呈的历史题材、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写作技巧，也利于学子博采众长，逐步形成自己的治学特点（注：吴师博士生弟子在论文基础上所出专著有：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版；姚凯《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眼高手低”新解
    “眼高手低”作为既定的成语，本意是指一个人的眼光高而能力低。此语颇具贬义。吴于廑先生在论世界史学科建设时却借此文字赋予新解，谓“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体，这是从事历史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能够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注：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见《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对于这个问题，吴师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西方史学经兰克强调“如实记述”原则后，收集考订汇编史料在西欧各国蔚成风气。19世纪下半叶起各类国别史、专门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影响下的产物，也标志着史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专门研究将史学发展引向注重历史的局部和细节，虽取得无可否认的成绩，却易于使史家的眼光偏于窄狭。当时只有少数人为之忧虑，如英年早逝、著有《英国文化史》巨篇的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就曾说过：“人类史最不幸的特点是，各部分虽已片断地备采无遗，但却未能将其集合成整体而确定彼此之关联。”及至本世纪中叶，形态学派大师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o,1889-1975 年）更进一步指出，绝大部分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在向研究细节的历史这一方加权，他们明于观木，而暗于观林，因而有必要把森林带回到人们视力的焦点。汤因比的这番议论，是在回顾自己为什么要写作考察人类历史的巨著《历史研究》时所说（注：M.F.Montagu ed., Toynbee and History,Porter Sargent Publisher,Boston,1956,P.10.）。正因为如此， 吴师高度评价了汤因比为西方史学发展所作的“再定向”。
    然而，汤因比所称的“细节的历史”和“整体的历史”，即历史的局部和历史的全局，其两者间的关系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毕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好的问题，对于初涉史林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吴师对“眼高手低”所作的新解，为人们寻求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宝贵的思路。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史学方法论。
    吴师十分强调治史者眼界要高远，特别是世界史，应当把研究重心置于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他有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在1982年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之邀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又借滇池西山的石刻旧联改作新联，认为研究世界史要“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对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但是吴师又指出，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不但自己要研究，还要熟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为宽阔的广度来进行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这实际上就是吴师所说的“手低”。
    吴师曾对研究生多次谈及“眼高手低”问题。他认为，研究生作论文，题目不宜过大，但眼界却不能偏窄。他借用兰克的一席话作诠释。兰克说，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品质：其一是必须乐于进入其本身具有意义的具体事物，其二是必须注意事物有普遍意义的一面。吴师认为，兰克所说的第一种品质在今天可以理解为治史者应具有“钉子”精神、能对具体课题进行深入钻研。第二种品质则要求人们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能在比较宽广的背景下审视局部，看到局部与全局的内在联系，以全局在胸的姿态从事专题研究。受先生教诲，从事15、16世纪世界史专业学习的弟子们，多能注意从这一时期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全局出发去选择课题，在所确定的专题中又注意辛勤搜集史料，反复推敲学术思路和写作大纲，确定论文的重点和难点，努力在历史研究中作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赋予新解的“眼高手低”，不仅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学风建设规范，其包含的学术内涵是丰富而又深刻的，这是一位在世界史学科终生耕耘的著名史家留诸后世的治学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