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同时期，王家范（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忠平（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范金民（注：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人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2]（P1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入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注：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注：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成人文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注：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注：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注：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注：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注：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注：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11～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入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注：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注：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注：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陈忠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