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入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注：Bernhardt,Kathryn.Rents,Taxes,and Peasant Resistance: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石锦（James 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注：James C.Shih.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Transition:A case Study of Lake Tai Area,1368-18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夏明德（Lynda 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注：Lynda S.Bell,One Industy,Two Chinas:Slik Filatures and Peasant-Family Production in Wuxi County,1865-1937,Califof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注：William T.Rowe,"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in 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pp.1-2.）——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 Coke 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注：Linda Cooke Johnson,Shanghai:From Market Town to Treaty Port 1074-1858,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由她主编的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 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 Finnane）和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注：William T.Rowe,"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in Linda Cooke Johnson,ed,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许亦农（Yinong 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注：Yinong Xu,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注：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注：[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02年，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陶陶（Tao Tao 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 of the 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注：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Identity and 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2002.）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入中国社会而已”。[5]（P14）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注：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市镇—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