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注：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注：洪璞：《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注：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注：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注：[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注：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注：[日]村松祐次：《近代江南の租栈——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租栈の研究译注—》，汲古书院1977年。）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注：[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の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につぃて—》，《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注：[日]川胜守：《长江デルタにぉけ镇市の发达と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につぃて—》，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ィメジ》，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にぉける地方都市の发展——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注：[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と农村—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注：[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と农村—江南地方を中心に—》，《史潮》新8号，1980年。）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注：[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と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注：[日]森正夫：《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ろの接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注：[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乡》，《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注：[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注：[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注：[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